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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萨说史43:张学良和中共的互相靠近(西安事变7)(2/3)

老萨的历史真相档案之四十三

张学良去上海主要是因为他认为中共中央地下组织还在那里

所有人都知道,中共为苏联在中国的支部,和苏联联系跟同中共联系是一样的。张学良此时跟心腹情报头子黎天才商议,认为联系中共一定要秘密,并且要尽快。

黎天才向张学良提出三条线,第一就是社会线,通过相对中立人士,接触苏联和中共。

第二就是通过东北军自身潜伏的一些中共人员联系中共,第三就是设法通过前线军队直接联络中共。

黎天才认为第三条最为有效,也最直接,但是风险最大。军统戴笠部署大量特工在陕西活动,一旦泄密,后果不堪设想。可以让在延安,甘泉,洛川前线的王以哲暗中跟中共联系,但一定要小心谨慎,换句话说也就是需要时间慢慢来。

张学良说:那就现在前两条线,我们目前在南京,具体要怎么操作?

黎天才说:第一条线比较隐蔽,副司令可以先去上海。上海的杜重远先生是进步人士,在私下跟中共有一定联系。他是辽宁人,以前是副司令的好友,和他联络最不容易暴露。同时我得知我们派到抗联的李杜将军已经从苏联回到上海,他是副司令的老部下,联络一下也不会引起别人怀疑。

至于第二条线,我来安排,等副司令回到西安再说吧。张学良点头认可,在五全大会以后,以拜望老友为名到了上海。

上海当时是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尤其有英法美三国的租界。这些租界奉行三国相对宽松的法律,中国政府无权管理。由此一些和政府有异议的人士,大多居住在租界里面,受三国法律保护。同时由于中国警察在租界里面没有执法权力,租界里面户籍制度又比较松散,容易隐藏身份,保护自己,所以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远东部在上海长期潜伏。

张学良在东北和西北都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不过到了上海却非常小心。

早在1933年他到上海准备去欧洲戒毒的时候,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朝他坐车投掷了一枚炸弹。炸弹准确击中张学良的坐车,但没有爆炸。张学良的卫士发现炸弹没有引信,这是斧头帮主王亚樵对张卖国行为的一个恐吓。

这次到了上海,张学良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除了安全因素以外,张学良知道由于中共中央一直在上海的原因,军统和中统特工遍布上海,所以他此行也必须躲避国民党特工的监视。

张找到了上海青帮老大杜月笙。杜是上海黑帮三大头子之一,靠贩毒赌博受益极多,有强大财力和一大批武装黑帮,买通了上海的各国政府官员,他的势力极强。用其他人的话来说,就是上海黑社会的蒋委员长。

杜月笙主要收入来自贩毒,他有一条线是将鸦片从陕西过境,运送到内蒙古和外蒙古销售,需要借助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的力量,所以对张招待非常殷勤。

听了张学良的要求以后,杜月笙认为上海是自己的地盘,张的安全和保密都是小问题。他将自己的坐车给张,并且派出大量青帮弟子暗中保护。

同时张学良部下黎天才也组织东北军特工,在明处严密保护张。一明一暗都有人,自然没有什么问题。张一行人顺利摆脱国民党特工的注视,在上海随意活动。

杜重远的西北大联合

首先就找到了在上海漕河泾监狱服刑的老朋友杜重远。

杜重远本人是辽宁开原人,中华民国著名的企业家。杜早年留学日本学习陶瓷制造工业,1923年回国后在沈阳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机器制陶工厂肇新窑业公司,并且将其发展为中国民族资本经营规模最大的一家窑业工厂。杜因为这个企业,成为东北商业界的风云人物,1929年,当选为辽宁省总商会副会长。

因为才能出色,杜被东北王张学良看中,1929年8月,杜重远的肇新窑业公司遇到资金困难,张学良拨现洋12万元帮助解决了难题。杜对张表示非常感激,张劝说他担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主要负责处理对日外交问题,是个相当重要的职务。

杜早在留学日本期间就有明显的进步思想,曾经组织过在日留学生大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入侵。在担任张学良秘书期间,杜进一步组织了发展东北国货事业,抵制日货的活动,为日本官方嫉恨。

九一八事件爆发,杜重远被日本政府以反日分子为名通缉,被迫改装逃走,窑业公司也被日军全部抢走。

杜身无分文的跟随张学良流亡到河北。九一八之后,张学良情况日益窘迫并且对日保持退让态度。杜重远认为张学良无能卖国,不能依靠,决心离开张,开始自己的抗日行为。

1931年,杜参加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发起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兼政治部副部长,稍后移居上海。在上海期间,杜和各种抗日分子联系,还以记者身份四处演讲宣传抗日,并且写文在报纸上声讨日本,是一个有名的抗日文人。

1934年,杜重远自己创办《新生》周刊,担任总编辑,宣传进行反帝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这份周刊为日本政府所痛恨。

1935年,杜重远在《新生》第2卷第15期中刊登《闲话皇帝》,讽刺日本天皇为傀儡,实际都由日本军方和财阀决定一切。

此时日本政府正在试图利用中国抗日行为,进行威胁,获得实际的利益。日本驻上海公使以此文为名对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在上海的日侨开始了大规模游行,日本军方威胁在上海进行军事行动。

中央政府迫于压力,下令将《新生》杂志停刊,并且判处总编辑杜重远一年二个月的监禁。实际上这是中央政府掩人耳目的行为,杜重远并没有被监禁。中央政府让其住在当时全国模范监狱的上海漕河泾监狱,特地为其盖了三间平房居住,可以不限制会客,也可以回家。在监狱住了短短四五个月以后,中央政府以杜重远有病为由,将其安排去虹桥疗养院养病,实际就等于释放了。

入狱的几个月内,杜重远认为社会抗日力量过于单薄,必须和实力派联系。当时地方各军阀各怀鬼胎,有奶就是娘,都靠不住,只有中共一向高喊抗日,所以杜开始接触上海的中共势力。杜和中共著名特工大师潘汉年交往甚密,和共产党员孙达生也是很好的朋友。

1935年10月,杜重远受中共的委托,托东北军里面的进步人士高崇民带信给张学良、杨虎城,提出让他们联合中共抗日的主张。

张学良见到杜重远以后,杜对其并不友好:张副司令也来拜见我这个老朋友了?看你的气色不太好。

张学良说:最近烦心事多,睡眠不好,气色自然差了。

杜重远讽刺道:张副司令是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中国除了蒋委员长哪个能企及?难道还会有烦心的事情。

张学良尴尬的说:杜大哥不要取笑了,我这次来找你是有正经的事情。

双方开始交谈,张学良表示自己很想抗日,打回老家去。但是现在困居西北,被迫和红军作战,损失惨重,又无法不打,深怕自己东北军拼光了也见不到日本人。

杜重远一直知道张学良性格直率爽朗,思想不像老军阀一样狡猾靠不住,也能接受一定新思想。他推心置腹的跟张学良说,目前蒋介石不过是想借助红军将东北军消灭掉,如果张想抗日,打回老家去,就必须放弃跟蒋介石一条心的想法,走另外的道路

张学良说:你话说得有道理,但是我们东北军现在在西北弹丸之地,四面都是敌人,光靠我们十几万流离失所的军队,如何能够跟六十多万中央军对抗?况且我们东北军没有了底盘,每月军费和其他费用高达200多万元,没有中央政府拨款,我们自己最多支持3个月就会全军跨了。而且我们的武器装备都靠中央政府补充,如果没有武器弹药,我们怎么打仗?总不能跟红枪会一样拿大刀长矛跟中央军,日军干吧?我现在是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

杜重远是个高级知识分子,还是相当聪明的,他告知张学良,他的想法错了,东北军实力虽然没法和中央对抗,但是西北仍然有其他实力,可以跟他们联合。

张学良问是谁?

杜重远说,第一就是你们一个屋檐下的杨虎城十七路军,他有5万部队,又是陕西的地头蛇,控制着10万民团武装和地方政府财政,他如果肯跟你合作,陕西南部就是你们的地盘,即使没有中央的军费,支持上半年一年绝对没有问题。第二就是山西的阎锡山,阎控制陕西和绥远,一向把中央军作为敌人。晋绥军有十多万部队,如果跟你们合作,那么陕西,山西,绥远三个省就是你们控制了,西北最富裕的两个省就是你们的地盘。第三个就是新疆的盛世才,他一向亲苏亲共和中央对抗,还是我们东北老乡,有共同利益。如果和这三方搞好关系,那么你张少帅的盟军就控制了西北的陕西,山西,绥远,新疆,甘肃五个省的地盘。青海和宁夏的马家穆斯林势力向来服从汉人政府的强者,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会保持中立,甚至加入我们。这样整个西北都是我们的地盘,足可以和中央对抗了,也可以积蓄力量抗日。

张学良苦笑,说杜重远分析的虽然有道理,但是还有个重要的问题没有考虑。就算西北联合起来,有五十万大军。但根据西北各省贫穷落后程度,军火物资补给肯定是没有的。按照东北军的规模,打起仗来一个月至少要几百吨军事物资,靠几乎没有工业的西北根本不可能。这种情况下就无法跟中央军几十万人打大战,也无法对付日本人。中央军也不要进攻,只要拉个架子跟东北军对抗一年,东北军自己就会跨了。

杜重远笑称张学良还忘了一股势力呢,有了它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张学良其实知道杜在说什么,他故意问是谁?

杜说自然是苏联和中共。张学良装作震惊的说他们正在和中共交战,怎么可能合作。

杜说中共现在情况也很不好,希望联合地方实力派一起抗日反蒋,之前杜给张学良的信就是中共的意思。张说中共在陕北只有1,2万人,自身难保,怕是中央军一来就垮了。

杜说表面是是这样,但是中共后台老板是苏联。苏联有世界第四强大的工业力量,数百万军队,连日本都不敢招惹。只要中共能够开通和北方苏联的运输线,假以时日不愁建立一支数十万规模,有重武器的强大部队。最主要的是联合中共以后,苏联肯定会给东北军帮助。这样东北军的物资和军费问题也可以解决,西北联合局面就形成了。

张学良大感欣慰,随即跟杜重远交了底。他其实最初只是想和中共保持和平局面,互不进攻而已。如果能够和中共等实力派联合,并且得到苏联的物资支援,确实就能够和中央军,日军对抗。能够达成这样的结果是最好了,但张现在无法跟中共和苏联联络,一切都是空谈。

杜重远说,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不过各界的朋友很多,也认识共产党员,他可以想办法帮忙。由此,张学良离开杜重远处,西北大联合的思想第一次出现在他头脑里面。

可以说,杜重远这个著名的文人是张学良在西安事变整体构思的启蒙者。但是张并不是草包,他知道这一切不过是纸上谈兵。杜重远虽然对中共有好感,但不是共产党,不过是一个中立的人,不能代表中共的观点。现在当务之急是保持和中共的和平,不让东北军再有损失。

李杜的抗日必须联合苏联

稍后,他又联络了在上海的李杜将军。李杜是张学良部下依兰镇守使兼任24旅旅长,辽宁义县人,从军30年,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将。此人早在张作霖时期就在奉系效力,极有胆量。

1917年,日本人指示满清贵族肃亲王善耆和蒙古贵族巴布扎布的宗社党策划独立,所部满蒙匪部万余人在南满地区流窜。张作霖调重兵围剿失利,李杜向张提议由自己只身去和敌人谈判。张同意后,李杜只身在满蒙匪巢穴谈判二十多日,时刻都有生命危险,最终说服该部投降。

但李杜性格孤傲,不懂溜须拍马,为奉系权臣不容,一度被排挤出奉军。后李回到奉军以后,也只长期担任旅长一职,这个职位跟他30年的战功是不相符合的。

九一八以后,东北境内没有逃出关外的东北军纷纷投降日军,李杜率三个团数千兵力坚决抵抗。他们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转战了一年多,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最终被日军集中三个师团数万人击败。

李杜走投无路,被迫在1933年1月率残部2000人吉林义勇军退入苏联境内。由此李杜跟苏联政府有了接触。回到上海以后,李杜同中共和苏联驻上海大使馆都有关系。

李杜跟杜重远不同,他是军人,性子直爽。李杜直白的告诉张学良,他准备回到东北继续参加抗日活动。李杜通过在苏联的所见所闻告诉张学良,如果想在东北领导抗联打日本,或者东北军想打回东北,最好的办法就是跟苏联合作。

苏联工业力量强大,军事力量也比日本强大的多,比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更是强大数倍。如果能够得到苏联援助,比现在依靠南京国民政府要好的多。

苏联愿意支持中国人抗日,因为苏日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日军通过九一八抢占了苏联在东北的特权,苏联方面极为不满,无奈国家刚刚开始振兴经济,无法和日本这样的强国开战。日本陆军方面一直叫嚣北进,进攻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苏联被迫在远东大量驻军。加上日本跟德国意大利走的很近,也让苏联深为恐惧,害怕德日东西夹击他。

以苏联领土的广阔,如果在南北相距一万公里的地域同时作战,无异于自我毁灭。

所以苏日迟早有一战,苏联希望利用中共拖住日本,缓解其两线作战的危险,急于支持中国政府抗日。李杜说他在苏联的时候,斯大林就派人向他明确表示了这个意思,希望和中国方面实力派合作。

张学良向李杜表示,他也有这个意思,尤其希望现在通过苏联保持和中共互不进攻。他希望李杜给他介绍中共在上海的关系。李杜本人认识一些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李杜其实和中共中央派到上海的代表冯雪峰是好朋友,但他对张学良留了一手,没有敢明说),他表示这个可以由他负责。

和李杜,杜重远会面以后,张学良感觉有些安慰,不过两人毕竟不是共产党员,不能代表中共。张学良认为还是跟共产党员直接联系比较可靠。

张又拜见了曾经去过苏联的宋庆龄,和中共有联系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等人,也提出想和中共联络的意思。

史沫特莱也就算了,宋庆龄可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在孙总理去世以后,开始反对蒋介石政府的主张。1927年底宋庆龄去苏联访问,由此在苏联居住了4年。1933年宋庆龄秘密加入共产国际。如果换成普通人,早就被军统特务逮捕杀死了。但宋有国母的名号罩着,各方势力都不敢把他怎么样。宋庆龄也逐步成为其他势力跟苏联联络的一个中间人。

张学良找到宋庆龄以后,宋表示可以帮忙。

张学良在得到杜重远,李杜,宋庆龄三个人的保证以后,感到比较满意。

1935年底,张学良飞回西安,等候上海方面的消息。此时东北军情况很不好,南京政府勒令其提交36年的剿匪计划,逼迫其继续进攻苏区。

那边109师和110师阵亡伤残将士抚恤金南京政府还没有发,什么时候发也遥遥无期。这些将士家属本来靠自己丈夫儿子的军饷勉强生活,现在不但亲人死了残了,连自己活下去也成为问题。可惜张学良自己也穷的叮当响,哪有闲钱去给他们。

他们上千人到张学良驻所和办公处请愿游行,搞得张学良不得安宁。这样等了几天,张学良实在坐不住了,他向黎天才问第二条路线联系的怎么样了。黎天才说他找到一个人,这个人肯定是共产党员。

张学良问是谁,黎天才说是在东北大学搞学运的领袖宋黎。这个人参加过之前北平一二九运动,是中共地下党员。张学良让把宋黎带来见见,同时下令拨款1000元给一二九运动受伤的学生,以获取宋的好感。

黎天才随即安排,很快将宋黎带到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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