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周公创制礼乐以来，儒家的教育一直占据贵族教育的正统。其间虽然有过一阵礼坏乐崩时期，但经过孔子的系统阐述，董仲舒的庙堂进策，汉代以后，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扶持而成为教育的主流，儒学也被历代君王尊为立国之本。儒家教育的核心即是：修己与仁爱，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做一个坦坦荡荡的君子。与现在西方社会的公民教育相比，传统的儒家教育则是一种贵族教，其教育的内涵充分体现了真正的贵族精神：君子士人内修己心、外泛爱民，齐家治国而功自丰。
两千多年来，儒家教育为历史注入了永不枯竭的道义源泉，也为中华民族培养了无数的志士仁人与英雄豪杰。他们居庙堂则心挂万民，泛江湖则诗酒为邻，卧山林则德化一方，处穷独则修心不辍。儒家思想也为我们的民族提供了最为强大的内在凝聚力与文明同化力，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有着五千年连续历史传承的国家。儒家教育还塑造了一个由社会精英组成的士人政府，使中国保持了数千年的繁荣稳定，在世界独树一帜。历代君王以儒治国也使传统中国德被邻邦，强大却从不称霸，文化与科技远播四方，被邻国视为天朝上国，礼仪之邦。传统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领域，一直领先于世界长达两千多年，这也是儒家理念治世之功。汉、唐之盛况自不必说，大宋、大明、大清哪一朝不是文明鼎盛、富甲一方！大宋朝时，中国就已经有了施药局、慈幼局、养济院、漏泽园等具备城市高级现代化特征的福利设施；中国的农业、制造业、手工业、娱乐业都是世界最发达的，中国的经济总量最高时候占当时世界的百分之八十。《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中国元朝时期，在西方人的眼里，那可是天堂。大明朝的海上舰队天下无敌，海上贸易更是举世无双。即使是满人统治的大清，也取得过康乾盛世的文治武功。
有人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禁锢思想，就是愚民。历代君王虽然罢黜百家，但并不是灭绝百家，百家思想在民间依然自由传播，从没断绝过，何谈什么禁锢思想。而独尊儒术只是官方意识，并非强迫全民接受。连皇家、帝王从小也要接受儒家的教育，难道他们是用来愚己？传统社会的中上阶层接受的几乎都是儒家教育，难道他们是心甘情愿的被愚弄，然后再去愚弄老百姓？而大部份的百姓只是接受了儒家的道德教化，有几个懂儒学？敢问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有如此辉煌的历史？古埃及早已湮灭无闻，强大的罗马帝国不过是几百年之盛，亚历山大的征服更是昙花一现；星罗棋布的欧洲大陆，千年之间，有过多少次的战争与屠杀？如果这样一个辉煌的文明国度是一群愚民创造的，那地球上谁还能自称智人？难道是那些整天到晚骂祖宗劣根的愤民？如果愚民教育能整出一个五千年的灿烂文化来，这样的愚民岂不是民族之福？如果愚民能使华夏生民在几千年的时光里，大部份都敬德行善、崇尚圣贤，民风淳朴、世道安宁，那么这样的愚民岂不是治国良方？！
也有人说，科举考试就是愚民政策。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府要想选拔人才、任用贤良无外乎选举、考试两种模式。传统的中国，早期的举孝廉由于可操作性效率太低而逐渐淡出，代之以科举考试这样一个公平的用人模式，它使得社会的精英人士能最大程度的得到善用，也使社会各阶层都能平等参与政府运作，政府也能体现各阶层的民意。历代的许多能臣贤相能起于草莽之中，靠的就是科举。但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其弊端，时间一长更是流弊日甚，这并不是设计制度者的初衷。
还有人说：儒家思想就是愚民，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即是证据，这种说法是经不住推敲。不管在什么社会，教人向善、修心、仁爱、忍让都是对社会有益的，同时也能使人真正的获得智慧。若说教人做好人就是愚民，只能说持这种论调的人自己的变态。孔子若真的主张愚民，何必在民间办学？何必有教无类？何必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一些庸师的断句错误，正确的断句应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大意就是，对道德高尚的民众，只要让其去做就行了，对道德普遍衰败的民众，则必须要使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去做才行。
历史上，中国的儒家文化也辐射了周边的许多邻邦，使得这些国家也纷纷以儒家的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中心。难道他们也是拿去愚弄其国家的民众吗？至今韩国、日本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依然以把儒家教育作为其公民教育的一部份，他们的国家照样繁荣富强，其民众一点也不愚昧。而抛弃了儒家教育的中国大陆，苏联的党文化洗脑造就了中国大陆亿万个精神残障的愚昧国人，还反过来对儒家百般谩骂，其荒谬与愚昧才证明中国大陆的愚民之成功。
党文化洗脑使人有诸多特征：说话狠毒、推论武断，随便对人说恶话和诽谤传统，以自己都没弄清楚的“封建社会”、“家族集团”、“家天下”等被教育和宣传赋予了特别政治内容，当成政治棍棒用的词语，强横霸道地去说孔子、孟子等古人；一个成年人听一句“天谴”就会蹦起来，不会理性思维，不懂天立意、人做事的基本道理，分明漠视生命和仇恨，却以为在反奴性、迷信和专制；以移植苏联心灵到中国指鹿为马、贼喊捉贼，以所谓国民劣根性去抹黑华夏的道德礼教遗产，错误地将所有邪恶言行乃至刑事犯罪都推给五千年。
以苏联党文化放大中国人心中的妄念，将文化殖民侵略的产物跟儒家君子文化捆绑在一起反，“大胆假设”、不求证而信口开河，甘愿做伏尔泰要“踩死”的“败类”，以西来马列解读一切，反礼教传统，盲目反对一切，执着个人觉得对的想法，以党文化灌输的知识和培养的情感衡量是非，丧失了自省意识。
其实，“党”之一字，在中国古代并非好字，繁体“黨”字，上尚下黑组成；贬义词即为“朋党”。自秦汉以来，朋党政治史不绝书，如汉有“戚党”、“宦党”、“清流党”，唐有“武党”、“韦党”、“牛党”、“李党”，明有“阉党”、“东林党”，清康熙初年有“鳌拜党”、晚年有“太子党”、“皇四子党”、“皇八子党”，清光绪戊戌年有“帝党”、“后党”。史载：东汉宦官乱政，单超等“五侯宗族、宾客党羽虐遍天下”，张让等“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构陷明贤，专树党类”；中唐后妃专政，武氏临朝称制、韦氏窃权酖夫，“有司选士，多是亲党”、“文武之臣，大半附之”；明朝王振、刘瑾等“阉党”肆虐，大贪污犯刘瑾公然宣称“满朝公卿，多出我门”；到了“九千九百岁爷爷”魏忠贤的时代，“阉党”声势登峰造极，从中央六部到地方督扶皆由魏的走卒把持，朝廷官员依附于阉竖者不计其数，“列卿争相献媚”，为太监建生祠，将文盲与孔夫子并祀；清康熙初年，权臣鳌拜欺负年幼弱主，把持朝政、排斥异己，“相好者荐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文武各官，尽出伊门”。
在专制帝制之下，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州抚县令，为了能够在官场上站稳脚跟，更为了“在政治上有所进步”，依靠单打独斗总是行不通的。所以，但凡为官者，总免不了要巴结权贵、阿附恩主，也总忍不住会提拔亲信随从、栽培门生故吏，以便上有靠山、下有跟班，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险恶的专制环境中获得更大的政治优势。不仅严嵩、高俅、刘瑾、魏忠贤一类的“奸佞小人”在官场中结朋聚党，就是饱学之士、名流贤达，也往往难以脱俗。汉之清流党、明之东林党，其党人首领皆是当世公认的正人君子。甚至德高望重的宰执大臣如张居正、王安石，也有过私交内侍太监、任用亲随小人的不良记录。即便是千古流芳的唐太宗李世民，在称帝之前也做过收买眼线、拉拢后妃、安插党羽、蓄养死士的阴险勾当。可见，朋党政治与专制政权不可分离，二者相伴而生、相辅相成，乃是根在制度，事出必然。
朋党政治的兴盛，根源并不在于朝中有党、党中有派，而在于权大法小、权力失范、“立党为私”。其要害之处，首先在于人事权力、“干部制度”的帮派化、朋党化——即选拔任用官职的机制脱出了选贤任能的显规则，而以血缘、婚姻、私交、故旧、乡党、同门之私下交易为潜规则。要而言之，所谓“朋党”无非是以官位的私相授受而拉帮结派，扶植亲信、任用心腹、网罗党羽、互相提携、朋比为奸、结党擅权、上下呼应、党与攀援、彼此庇护、沆瀣一气。
朋党政治与多党政治只一字之差，但二者相去万里。前者是专制政治之赘疣，后者是民主宪政之特产。唯有后者，才是前者的对症克星。二者主要的差别有三：其一，朋党专以血缘、裙带、私人关系网为相互勾结的纽带，而民主政党则以理念、纲领、政策之差异为相互区别的前提；其二，朋党政治多为私下串联、黑箱操作、暗盘交易，而民主政党则是光天化日之下的自由结社、公开运作；其三，朋党政治是“立党为私”，专以党同伐异、一党独大、窃国弄权为目标，而多党政治则以遵宪守法、服从民意为依归。
中国大陆建政以来，已随帝制俱亡的朋党政治又沉渣泛起。毛泽东时代屡有所谓“宗派主义”、“独立王国”、“反党集团”，除去那些子虚乌有的蓄意栽赃之外，其余者也不无阴结朋党之嫌。到文革时期，朋党政治蔚为大观，终于泛滥成灾、一发而不可收。文革骤起时，“党天下”的权力结构便急剧家族化、朋党化。毛林二家大权在握、通家富贵。不但江青、叶群的地位迅速窜升（事实上，文革期间江青一度权倾朝野，她的实权不亚于林彪、周恩来而居“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就连毛家的黄毛丫头肖力、毛头小伙子毛远新、林家公子林立果等“太子”“公主”也官居省军级，甚至成了“革命群众”狂热崇拜的对象。一些缺乏廉耻的党国功臣不惜自矮身段，对毛林的家人走卒巴结投靠、竞相尾随。以“文革小组”和“军委办事组”这两个非正式权力机构为依托，毛林家族各自网罗亲信、广布党羽，结成了两个先是盟友、后成仇敌的大型朋党集团。到了文革后期，“老干部”重返政坛，这些文革受害者们同样也是朋比阴附、相与为党，无一日消停……
中国素有“立党为私”的传统，夫荣妻贵、子弟弄权、秘书得宠、故旧优先之类的丑事，在官场不足为奇。从中国大陆的现状人们看到，朋党几乎完全垄断了官员晋升的所有机会，“凡所晋级，悉为朋党”，盛产华而不实之徒，其权威只能建在沙基上；官方的人事体制已彻底沦为维护和瓜分既得利益的工具，失掉吸纳精英、更换再生能力。以上林林总总的朋党体系，虽曾有局部权力制衡之政治功能，却与欧美多党竞争、日本派阀政治的制衡机制大不相同。一言以蔽之，拉帮结派乃专制政治之弄权伎俩，终究是奸佞小人谋权夺位之道，而非良法善政长治久安之途。
民主是个好东西，朋党是个坏东西。朋党之害，史有明鉴。清康熙帝曾严令门生故吏不得在恩主辖下任职。清嘉庆帝曾规定高官“子弟不准在军机章京上行走”。他们知道，朋党坐大，势不能禁，到了尾大不掉、请神容易送神难的那一天，“江山社稷”难安稳。
清朝皇帝居然如斯的明白，得归功于他们对汉文化的归服，归功于自周公创制礼乐以来，儒家的教育一直占据贵族教育的正统。
不否认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些黑暗的事件，古代的宫闱政治也有其残忍的一面，几千年来也出过不少恶类、邪类，历史也沉淀了许多负面的因素。因为人类社会不是天堂，人心是善恶同在的，在欲望的追逐中，有的人就会干出邪恶的事来。但这并不是文化造成的，而是人心不正造成的；一种优秀的文化能最大程度的抑制人心的恶念，却无法完全消灭人心的恶念。况且这些糟粕的东西与传统文化的辉煌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放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更是沧海一粟。而中国大陆的洗脑却是颠倒因果，把所有历史上的一些极端事例夸大渲染，说成是传统文化与儒家的愚民教育导致的。为此中国大陆的御用文人还捏造出了“封建统治阶级”这样一个历史标签，贴在历代的君王与政府头上。历史上，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人群有分工、国家须治理，有政府、有皇帝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党文化的嘴里，他们都成了剥削阶级，都是吃人的。于是乎，“封建统治阶级”做了坏事是罪大恶极；做了再好的事，也只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别有用心，是为了长期的剥削民众。用这种逻辑来看历史，中国五千年历史都是黑暗的，传统社会分成了两个水火不相容的对立阶层，没有共同利益，老百姓永远都是水深火热，皇帝官员永远都是压迫者。
党文化不同时期变换着花样破坏从炎黄到民国“天地人”的中国道统，毁坏儒家“和为贵”家族礼教传统的成效。其实，依照法国法学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作的研究，中国礼教是“消灭由暴戾性情所产生的一切邪恶的极其适当的方法”，“不能毁灭的”。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信与仁义礼智同为最重要的伦理之一，诚实守信是为人之本，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古人非常重视诚信，讲究“诚”，是指以诚待人；讲究“信”，是因为“人无信不立”。《圣经》中也说：“诚信比财富更有价值。”然而，因为60年来苏联的党文化一直致力于摧毁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大陆媒体天天造假，其他各种各样的造假行为导致了中国人之间的诚信危机，也严重影响了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形象与信誉。
不断地造假，使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几乎丧失殆尽。同时，从古至今人性中最坏的一面也得以张扬，告密、间谍，互相监督，使中国人之间互不信任，也不敢公开讲真话。
坚守诚信，本身是一种不分时代、不分地域的普遍真理。古人云：“诚者天之道也，诚者人之道也，诚者商之道也。”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还认为宁可去兵、去食，也不可失信于人。因此对于中国古代的圣贤们来讲，坚守诚信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线。纵观当今的中国社会，任何一种行政的政策与手段都已经无法根除社会的弊病。重德修心，恢复人与人之间的诚信，特别是彻底制止对真善美的迫害，才是未来的中华民族之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