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代的蒋介石
西安事变是中国1912年以后1949年之前最为重大的一个事件，其深远的影响一直到今天。这方面的文章，大陆，台湾，海外各不相同，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老萨试图站在相对中立的立场，把整个事件前前后后的真相写给大家，由大家自己去理解。
攘外和安内
1936年是中国全面抗战即将开始的前一年，当时中国国内形势仍然不乐观，也就是所谓的内忧外患，但是机遇仍然是有的。
1935年，中央主要进行四个方面的工作，分别是：围剿红军，消灭地方军阀，和日本继续周旋，备军备战准备全面抗战。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一向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主张，而安内第一步需要做的就是消灭红军。我们大陆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蒋介石奉行的这种政策是卖国政策，是要强烈批判的。
但站在相对公正立场来说，站在当年的蒋介石，毛泽东，地方军阀，日本人角度来说，站在今天的中共政府角度来说，他们从心底都明白这个政策对于中国国家和民族的必须性。
当时中国的形势，其实在历史上也不罕见。最贴切的莫过于明末的三家战争。
满清和日本同样控制中国东北，军事力量强大，积蓄力量准备南下进攻关内的中国。而中国内部，红军和地方军阀几乎和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农民军没有区别，都在以用饥饿贫困的农民和中央政府作战，试图消灭现政权，取而代之。
以崇祯皇帝为首的中国政府采用了先攘外后安内的政策。明军最精锐的主力部队几乎全部在北方用作对付满清辫子兵，虽然屡战屡败，但由于其尚有顽强的实力，迫使满清不敢大规模南下全面作战。
满清兵虽然和明军作战几乎全部胜利，但始终无法取得决定性的战略决战的胜利，同时畏惧明朝中国的人多地广，清军最远的试探进攻不过打到山东。
而明军使用二三流部队对付李自成等农民军部队，结果得到灾难性结果。
明军二三流部队在初期对李自成，张献忠等几十股起义军的战斗中很顺利，他们曾经把张李两人包围在车箱峡，饿死了其中大部分人，迫使张李余部不堪作战的3万人全部投降。之后也在潼关将李自成部队打得全军覆没，李带领残余的18个骑兵仓皇逃走。他们也曾经在四川把张献忠从十多万打的还剩1000多人，甚至俘虏了张献忠的妻子和几个妾。
但明军分兵北线和南线作战，对付农民军的部队战力和兵力其实都是不足的。他们只能取得很多漂亮战役的胜利，但都缺乏一鼓作气消灭全部农民军的兵力和实力，因为他的真正主力都在对付满清军。
于是，农民军始终无法斩草除根，他们损失虽然很大，但只要领导层还存在。他们总能通过抢劫地方财物和招募无法生活的饥民作为补充，越打越多。而没有粮饷兵员补充且装备低劣的明军越打越少，最终在一次次的胜利之后逐步消耗殆尽。
诸如曾经在陕西多次大败农民军的明军悍将曹文诏，他的兵力从数万人逐渐消耗到几千人，最终以6000疲惫之众对付陕西农民军20万人，获得了个兵败身亡的下场。其他优秀明军指挥官也都类似，他们或者阵亡或者被不明事理的崇祯所杀，越打明军的战斗力越弱。明朝末年本来就不强的国力和军力，也在和农民军的持久战中损失的精光。
崇祯此时犯了几个重要的战略失误，他第一没有使用对付满清的精锐部队回援对付农民军，而尽量用政治手段缓解清军的入侵势头，虽然这也可能造成大灾难。第二在李自成攻打北京的时候，他没有迁都南京，而是自杀。
最终，大明首都被农民军攻陷，崇祯皇帝上吊死亡。
胜利后的李自成率领主力和满清决战，李部之前击败的明军都是二三流的部队。而明军一流部队也不是满清军的对手，比明军更差的农民军和清军的战争结果可想而知。
况且大明亡国以后，北方抵抗满清的明军仍然保持强大的战斗力。但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在杀死皇帝的叛逆李自成和异族侵略者满清之间，选择了实力更强的满清投靠。
投降的明军和满清相对李自成在兵力和战力上都有相当的优势。李自成只是流寇，虽然攻陷北京，逼死了崇祯，但远远没有控制全国，连后方陕西和山西也没有建立稳固的根据地。
当时的大部分中国或者被南明残余势力控制，或者被张献忠等另外的农民军控制，完全四分五裂。如果李自成能够先尽可能的统一中国，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军事同盟，再集中全国的国力和满清决战，或许能够胜利。
但李自成居然在内部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贸然率领10万主力赶赴山海关讨伐吴三桂。李自成情报严重失误，他认为吴三桂只有5万人马，不是他的对手。
实际上吴三桂早就投降满清。满清八旗兵，蒙古兵，汉八旗，孔有德等部队高达18万人，加上吴三桂所部，总兵力高达23万人。相对李自成部队是2倍多的优势，双方胜负一目了然。
李自成在一片石的主力会战中失败，所部被半路冲出来的满清骑兵打得溃不成军。之后李部一路被满清军队追击，最终全军覆没，李本人也在九宫山被农民军杀死。
这样，新锐农民军全面失败，而大明因为皇帝被杀，失去了中央政府，也就是失去了可以统一领导全国战斗的核心指挥机构。清军入关以后，明朝地方省份大部分仍然在明朝官吏的控制中，地方虽然还有数千万的人口和数十万正规军部队，但是已经没有统一的指挥。
地方实力派（军阀），农民军残部，大明皇族成员成立了多个政府，每个政府都有几十万到几万部队。但他们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根本无法联合起来，反而互相发生残杀，最终被满清几十万精锐军队各个击破。
从1644年崇祯皇帝自杀，满清入侵山海关内，到1650年广州和桂林被满清军攻陷，大明实际上亡国，前后不过6年时间。按照当时的交通状况和科技水平，即使轻装步行从东北山海关外一路旅行到广西桂林，也要差不多2年的时间。偌大的国家，数千万民众在6年内被征服，算是非常的快了。
而另外的例子是中国历史上的弱朝南宋。
南宋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文弱时代，士大夫控制国家，重文轻武，政府军队腐败，士兵战斗力低下，皇帝自己大多懦弱无能。南宋控制地域也基本在长江以南，人口较少，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小的朝代之一，它的实力较之大明还要弱得多。
但南宋直到灭亡，中央政府始终在正常运作，地方也没有割据势力，人民都支持这个唯一的中央政府抵抗蒙古入侵军。当时的蒙古可谓全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创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国家，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军队，蒙古铁骑纵横欧亚，消灭了无数国家。
而从蒙古1231年入侵南宋的汉中开始，一直到1279年的崖山战斗南宋失败，大宋忠臣陆秀夫背负八岁大宋皇帝跳海殉国，双方一共作战了48年之久，仅仅在襄阳城双方就鏖战了13年。
历史告诉我们，面对外族凶悍敌人的时候，如果全面战争没有发生，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尽快统一内部的纷争，建立唯一能够控制地方的最高政权。
中国自古以来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最重要的是民族成分也相对单一。如果国内人民能够团结起来一致，誓死对抗异族入侵的话，敌人想要胜利是非常困难的。
历史上中国曾经被无数异族入侵，但结果都几乎一样，就是入侵的异族最终失败，甚至彻底灭亡。唯一被征服的两个时代，元朝从本质上说，也是因为中国分裂成金国，南宋，西夏，大理，吐蕃等国，互相不能协同作战，被蒙古各个击破。至于清朝，前面已经说了。
不过，如果中国自身处于分裂和内斗期间，异族如果入侵，中国是很容易亡国的。因为中国人有一种很不好的品质，就是往往分不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分不清自己之间的斗争和外族斗争的孰轻孰重。
外族入侵的情况下，国人之间往往还斗个你死我活，自己人拼光了消耗光了，让异族不劳而获。
如明朝最后时期，南京的兵部尚书史可法有心死守扬州，但同为南京政府的南明大将凤阳总督马士英，湖北王左良玉在满清军大兵压境的情况，居然还在内斗。这导致马士英把史可法主力部队回撤去和左良玉进军南京的部队交战，仅留下刘肇基将军的4000多人。
结果是三家全败，主力部队都抽走的史可法4千人根本无法守住扬州。在数万清军进攻下，史可法和部将刘肇基血战七天七夜，全军覆没。繁荣的扬州被清军屠杀10日之久，80万平民被杀。
相比守扬州的4000忠义的史可法部，左良玉和马士英内斗的作战规模有数十万人。而左良玉部队被马士英部击败，左良玉一气之下吐血而死，所部多达13万人，4万战船随即全部投降清军。
马士英和左良玉作战，兵力损失也很大，加上自身内部斗争激烈，无法合力作战。最终清军攻陷扬州以后继续南下，马士英仓皇放弃南京逃走，余部留守南京的大将刘良佐和高元照失去作战勇气，在南京城下率领所部23万骑步兵投降清军。
而作为回答，清军在南京城外郊县大肆屠杀，又杀死了数十万汉人平民。
马士英逃到浙江被清军俘虏后处死，南京的大明弘光皇帝（福王）也被押解到北京处死，明朝南京政权在内斗中瓦解，数十万部队彻底覆灭，而清军损失很小。
要知道，如果不是内斗的话，单单左良玉，马士英，刘良佐和高元照的40多万大军联合起来，战斗力是绝对不亚于清军攻打南京的数万部队的。
同样的事情也在稍后发生，南京福王死后，大明永历皇帝在南方即位。在永历皇帝的最后时代，几十万清军由于攻占中国的广大面积，造成兵力严重不足，被迫缓解了军事进攻的势头。
而大明和农民军残部的李定国，孙可望，刘文秀反攻云南贵州成功，接着进攻四川，大败清军，收复四川大部。同时进攻广西，湖南，先后收复桂林，衡阳，逼得清军防守桂林的定南王孔有德自杀，杀死衡阳守将敬谨亲王尼堪，同时收复了广东失地，光复了大明西南半壁江山。
而此时由于清军在南方和四川的大肆屠杀，汉人百姓对其恨之入骨，纷纷支持南明政权。老百姓或是参军或是出钱出力，正是南明大有作为的时候。
不过此时李定国，孙可望互相试图争夺大明最高指挥权，居然发生内斗。双方主力在云南交战，孙可望大败后投降清军，把李定国军队的所有军情和盘托出，清军随即集中大军全力进攻。
失去孙可望部队和地盘，导致南明实力大损。李定国率部在云贵和绝对优势兵力的清军缠斗了4年，最终寡不敌众，兵败身亡，永历皇帝也被吴三桂绞死，在中国大陆已经没有明朝任何势力。
军阀祸乱中国
历史如此，当时民国的现实也几乎是这样。国内在北伐之前四分五裂，中华民国建国时候，本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党新军起义推翻了清王朝。但是当时革命党和新军的实力较弱，仅有数万人的起义新军，不足以控制整个国家22个省。后被迫妥协给实力强大的清朝北洋大将袁世凯。拥有重兵和北方大部分地盘的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他承诺实行宪政，进行全面的改革，从而控制了中国。
不过袁世凯没有履行和革命党的协议，他试图消灭民主共和制度，之后干脆试图自称皇帝，彻底背叛了人民和革命党。于是革命党起兵讨伐，国家随之开始战乱。
北洋新军创始人和实际领袖袁世凯在四面楚歌中病死，原本内斗激烈的北洋军阀随之分裂，再也没有人能够控制整个中国的局面。本来就貌合神离的北洋系各将领开始成为割据各地的军阀，他们表面上听中央政府的领导，实则在自己地盘为所欲为，拥兵自重，拒绝承担任何国家义务，成为土皇帝，根本无视国家民族利益。
军阀之间战乱连连，列强如英法日俄等过通过军阀内战，大肆攫取在中国的特权。诸如日本通过张作霖，获得了在东北包括驻军和移民等特权，将东北变为日本的次殖民地。苏联通过支持盛世才，获得了新疆治外法权，矿产开采权，交通运输特权，驻军权等众多特权。法国通过提供给龙云大量军火，将势力渗透进入云南。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
到了北伐前夕，中国处于实际的分裂中，控制东北河北平津的是张作霖奉系，控制河南湖南湖北的吴佩孚直系，控制山东的张宗昌鲁系，控制江浙赣的孙传芳新直系，另外还有控制绥远山西的阎锡山晋系，控制陕西甘肃的冯玉祥西北军，控制青海宁夏的马家穆斯林系，控制西南的滇系，桂系，粤系，湘系，川系，黔系等等，大军阀控制数个省份，小军阀控制几个县，甚至一个县。
总之中国分裂成无数国中之国，之间内斗频频，各省军费都是本省税收的数倍到数十倍，加上军阀的暴政，民不聊生。
中国分裂时间长达17年之久，将本已落后的中国快要摧垮了。这一切，就要求中国必须尽快统一。所以中华民国成立开始，孙中山先生就致力于中国的统一。
孙中山先生虽然有很好的愿望，无奈在强权就是公理的时代，没有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一切都是空谈。之前中山先生起义成功，主要是依靠相对开明的军阀和军队中的革命者，但是军阀并不可靠。
当时的军阀本质上和清末的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没什么不同。他们多以团为单位，团长通过师生，同学，同乡，好友，老部下等关系，笼络指挥营长，连长，排长等低级军官。而团长以上诸如旅长师长就是一个小型的军阀，他们通过同样的一套关系，保持和团长们的关系。至于军阀的大头目，也就是所谓的领袖，主要依靠血缘，姻亲，师生等关系，控制旅长，师长。
军阀的构造大体分为这三个层次。处于最高层的军阀大头目一般对第二层，也就是师长旅长等非常提防，他们用尽一切手段防止他们互相串联，合作，以免威胁到自己的统治，所以军阀大头目往往跳过第二层，直接笼络第三层团长一级的军官。
但是，实际作战时候，最高层的军阀头目仍然需要第二层指挥，因此就产生很大的矛盾。一旦控制不好，第二层很有可能联合起来将其取代，或者率部叛变投敌。诸如滇系军阀唐继尧，就被部下龙云，胡若愚等大将联手兵变掀翻。贵州的王家烈，也是被部下几个师长联手以闹饷为由赶下台。韩复榘，石友三就是率兵背叛冯玉祥以后，获得了山东省主席和安徽省主席的位子。
所以最高层军阀对第二层本质上是不信任的，也导致第二层不可能真正的服从他们，军阀高层各怀鬼胎，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忠诚可言。
至于第二层军官，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才是真正的实力派。在军阀的金字塔中，他们爬到这个级别，再想向上已经不可能了，除非他们叛变投敌或者推翻自己的主子。这类军阀往往控制军队和地方部分财政，有自己的一批亲信，所以他们是最不稳定的。
最下一层的低级军官，或者为了养家糊口，或者为了野心视图爬上第二层，所以他们多是为了利益来对待第二层的军阀，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忠心。
简单来说，军阀就是一个封建的团体，他们的一切目的是为了自己或者小团体的利益。内部之间无非是为了利益集合在一起，对外来说也是为了利益，根本没有什么信念或者宗旨。至于国家民族在他们看来根本就是一个虚幻的大口号，他们绝对不可能为了这个所谓的口号牺牲自己的实际利益。
在抗战中，投降日军的60万伪军，基本都是军阀的部队，甚至还有以整师和整团成建制投敌的。中央军基本没有投敌的现象，也是这个原因。
当时孙中山仅仅依靠军阀控制广东省一小部，力量非常衰弱，和北洋军阀的实力简直是天壤之别。所以表面上听命于孙中山的军阀出于自身利益，不可能真心帮助孙中山实现统一中国的梦想，他们不愿意以卵击石，损失自己的本钱。诸如当时最忠心中山先生的陈炯明，平时大话连篇，号称绝对革命。一旦谈到北伐等实际的时候，就开始提出广东省独立和连省自治。其实他只是借助中山先生的大名割据一方称王称霸，根本不愿意进行危险艰难的北伐，从而危害自己的利益。
在中山先生对其态度不满，取消其军职以后，陈炯明随即撕破脸，炮轰中山先生总统府，全面反叛。
建军和容共
在经历多次失败以后，中山先生开始认定必须组织一支自己的军队。这支军队要和军阀部队完全不同，要具备强烈的革命信念和革命热情，真正为了国家民族的崛起和振兴而作战。
但在落后且战乱的中国，想成立一支军队谈何容易，一定要有强大的外援才可以。
当时列强多和北洋政府各派系军阀有勾结，这些腐败的军阀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让列强颇有斩获。所有列强不愿意中国统一强大，从而必然废除特权和不平等条约，损害列强自己的利益。列强步调一致的反对支持孙中山统一全国，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
但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苏联，为了打破四面楚歌的局面，列宁一再向东面大国中国示好。
1919年7月25日，列宁代表苏联政府首次表示要归还中国被占领土，把沙皇政府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给中国人民以后，立即建议中国政府就废除1896年条约、1901年北京协议及1907年至1916年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协定进行谈判。
1920年，苏联政府再次声明类似主张，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苏联先找到当时势力最强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奉系军阀张作霖。不过吴佩孚、张作霖都不愿意和苏联合作。
至于国民政府这边，当时的情况已经坏到不能再坏。由于没有自己的军队，国民政府的两次护法北伐作战全部失败，中山先生自己也被迫多次流亡上海租界和日本。第二次护法战争时，中山先生被自己最为信任的军阀陈炯明背叛，被陈炮击总统府，险些毙命。
除了军事行动的失败以外，广州国民政府在北洋政府的四面围攻下，仅仅控制广东省一部分。当时国民政府控制区的粤，桂，滇等军阀，虽然表面上接受孙中山的领导，但事实上仍割占防区，把持财政来捞钱，只是借用孙中山的大名搞实际的割据而已。
诸如表面上服从中山先生的滇军杨希闵部进入广州后，部队抢占繁华地区驻防，垄断税收，遍设赌馆，烟馆，妓院。团长以上军官大发横财，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军纪涣散，人民由拥护滇军逐渐变为痛恨滇军。杨希闵本人根本没有革命思想，对中山先生的命令根本无视，把持防区税收自己挥霍，任国民政府财政陷入困境。
广州国民政府真正能够控制的，仅仅是广州市附近某几个地区，而广州市还存在诸如商团武装等等强大的反对势力。当时苏联顾问甚至报告苏联政府说：真正忠心孙中山的，只有他部下大约一个营300人的贴身卫队。
此种情况下，国民政府随时可能被敌人消灭掉，北伐统一中国，实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中兴中华之类的主张，根本无从谈起。置之死地而后生，拼死也只能饮鸩止渴，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力量。孙中山最终力排党内众议，宣布和苏联，中共合作的联俄容共政策。
所谓联俄主要是为了苏联的援助，容共则是苏联的交换条件，要国民党在发展的同时容纳中共一起发展，再利用现有资源和中共一起壮大。
1921年8月，孙中山亲自写信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热切表示要加强同苏俄的联系，学习苏俄革命的经验，苏联方面大喜过望。当时还是孙中山副官的蒋介石，也很欣赏苏联在短期内，击败各列强扶持的强大白军，实现了这个大国的统一。蒋对苏联很有好感，1921年3月28日蒋介石致孙中山的信函中表示：国民党应以苏俄自强自立为师法。
1921年12月，苏俄代表马林（也就是帮助中共建党，并且参加中共建党成立大会的那个荷兰人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到达桂林北伐大本营，与孙中山进行会谈，中苏双方开始正式接触。
1923年1月，苏俄政府派出外交大使中国特使越飞(Joffe)到达上海，会见了孙中山。他们经过数次商谈，中山先生同意接受苏联援助，同意容纳中共在自己地盘发展。越飞承诺将外蒙古还给中国，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承诺绝不支持中共在中国发动苏式革命，由此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共同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标志着孙中山联俄容共的确立。苏俄政府复电，表示苏俄政府准备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主要形式是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政治顾问以及其他的顾问。
此时的蒋介石对苏联的印象更好。他目睹苏联正式成立以后，迅速成为一个强大的军事强国。蒋感觉苏联的现实情况和中国很接近，中国可以效仿苏联的模式发展中国，以苏联人为好朋友和共同发展的伙伴。
1923年8月5日，蒋介石亲笔手书《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文中指出：“苏俄为吾中国惟一之同志，中国革命之成败，自与苏俄有密切之关系。”“时至今日，帝国资本主义之压迫，更甚于前。中俄两国主义之密切，其成败厉害，实有存亡与共之关系。”“苏俄与中国关系之密切，非他可比。”意见书并称苏俄之负责人为其“素所仰慕之同志”这恰恰印证了蒋介石于1956年在台湾撰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记述的：“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
1923年，孙中山派他最信任的副官蒋介石去苏联考察，学习苏联建军经验。蒋介石考察以后，虽然对苏联的军事一整套体制非常推崇，认为非常先进和实用，但对苏联的看法发生了重大转变。
当时苏联许诺将外蒙古还给中国，蒋介石根据中山先生的意思，希望能够在苏联军事帮助下，在外蒙古南部建立一支忠于三民主义的军队。将来北伐的时候，可以从南北对进，两线攻击北洋军阀政府。同时，在苏联控制的外蒙古发展，苏联的援助物资很容易送到，建立一支军队是事半功倍的。
但让蒋介石瞠目结舌的是，仅仅半年时间，苏联就改变了口吻。它们其实根本不愿意将外蒙古还给中国，当然也不愿意外蒙古存在一支中国军队。
蒋介石访苏期间，苏联政府对蒋介石的正式提议根本不予考虑。稍后11月27日，苏联政府二号人物托洛斯基会见蒋介石代表团时，明确建议“国民党应立即坚决果断改变其政治方向。现在应集中力量做政治工作，按照需要把军事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孙中山与国民党要尽快放弃军事冒险（在外蒙古建立军队），集中精力去做中国的政治工作”，从而明确否定了孙中山的军事计划，对外蒙古的野心一目了然。这使得蒋介石对苏俄大为不满，认为苏联跟列强一路货色，也就是所谓的红色帝国主义。蒋的原话是：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损害他国之心（损害中国），直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
加上蒋介石在苏联访问期间，耳濡目染苏联的整套政治制度和革命思想。蒋介石回国以后，认为跟苏联合作是非常危险的，认为容忍中共在国民政府内部发展，更是自我毁灭。
蒋介石1923年12月访苏归国之后，他向中山先生提交一份《游俄报告书》，上面说到：苏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他们宣扬阶级斗争，讲究内部划分阶级和消灭其他阶级，本质是恶和斗争。这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讲究以善和包容发展，是根本不能相容的，也和中国三千年仁义礼智信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苏俄制度根本无法适合中国国情与文化。另外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根本不可能和其他党派分享权力，我们如何能与其合作？
对于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蒋介石有着很深刻的认识：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认为苏联没有诚信可言）。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认为苏联本质在于扶持中共在中国当政）。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认为苏联在于分裂殖民中国的东北蒙古新疆和西藏，而且有殖民中国的意图）。
蒋介石还做出自我检讨，认为当时过于相信苏联是错误的，同时指责中共：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煞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
中山先生由此也有些疑惑，他曾经开会征求过党内主要干部对联俄容共政策的看法。结果赞成只占少数，反对的占大多数，但中山先生的副手廖仲恺非常支持联俄，他说：世界各国和中国都不能联络，我们陷于绝境，在国际上正缺少朋友；现在俄国既诚心和我们联络，我们便不应该拒绝它的党徒。
除了廖仲恺以外，胡汉民、汪精卫、许崇智、陈友仁、邓泽如也表示赞成，其他大部分人都是反对态度。
由于中山先生身边最亲密的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都支持，加上从1912年建立中华民国到1924年，中山先生接受无数次失败和困窘以后，他非常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外援，实现中国的复兴。他多次对蒋介石说：你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顾虑过甚，不适于当前革命现实环境。
中山先生决定联俄容共，他下决定时，国民党内大佬如谢持、居正、田桐、张继、冯自由等人极力劝阻。中山先生决心已下，对他们说：你们愿意跟着我革命的就来，不愿意革命的就走，我不能勉强拉你们来革命，你们也不能勉强我不革命。
话说到这种地步，也就等于没什么可说的了。由此，联俄容共政策就这样决定了。
1924年1月，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根据苏联军校的大部分体制，准备建立黄埔军校。但是，蒋介石对中山先生的联俄容共政策并不满，他于2月向中山先生提出辞职，离开广州。
之后在中山先生和廖仲恺等人再三劝解下，4月蒋介石又回到广州，开始筹备黄埔军校。苏联在黄埔军校建立以后，给予其大量援助。
初期，苏联派出大名鼎鼎的加伦将军在内30名能力极强的军官来中国，担任黄埔的教官，之后增加到上百人。1924年到1925年苏联援助黄埔军校300万卢布巨款（大约等于270万银元，当时广州政府提供给黄埔的每月只有2万银元），同年苏联还援助了黄埔大量军火，其中1924年10月第一批就援助俄式步枪8000支，每枪配有500发子弹。还有大炮，机枪等装备。到了12月又提供大量机枪，火炮，9架飞机，另外还有数百万发弹药。次年加大援助规模，仅一次就援助国民政府50多万卢布的军火。
换句话说，黄埔军校基本就是苏联在中国建立的一所苏联性质的完整院校，如果没有苏联的各方面援助，也就不可能有黄埔军校。与此同时，中共党员开始以个人身份大量加入国民党，同时也进入黄埔军校学习。
1924年国民党一大，25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有3人，17名候补委员中有包括毛泽东在内的7人为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开始在国民党内迅速扩展，并且担任重要职务，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共三人，其中廖仲恺，戴季陶为国民党员，谭平山为中共党员，算得上三分天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