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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萨说史32:另一个角度看三年饥荒

老萨的历史真相档案之三十二

这段历史,相关的学者写了很多的文章,这里只写几点加以说明。

1、完全可以通过粮食进口解决

要知道,中国当时是世界大家庭的一份子,出现粮食困难,完全可以通过进口解决粮食问题。现在很多年轻人要说,当时我们已经被西方封锁了,怎么进口粮食?

其实这是一种严重的误导。由于人道主义的原因,西方社会在二战以后,大部分施行武器和战略物资的禁运,粮食禁运几乎没有。中国这方面,当时并没有和美国和苏联撤离决裂。如果上层及时发现粮食问题,完全可以通过粮食进口解决。实际上,中国也是这么做的。

朝鲜战争以后,美国虽然对中国非常不满,但是仍然没有停止对中国的争取。西方国家在巴黎统筹会框架下,大部分西方北约国家下令对中国进行军火和战略物资的禁运,但是这些禁运不包括粮食和生产物资等生活必需品。

1960年11月,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发现饥荒问题严重,于是紧急向苏联和西方提出粮食进口的要求。

苏联最先有反应,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提出愿意以低利贷款的形势(不用给现金),提供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吨古巴糖。

美国方面也很快作出反应。美国总统肯尼迪随即表示,出于人道主义,美国愿意立即向中国出口大量小麦。但是中国出于政治原因,并没有向美国进口粮食,转而向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进口。

当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出于人道主义,打破很多世界惯例,以贷款的形式给予中国大量的粮食。中国在和加拿大进行粮食进口谈判时,二国甚至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根据加拿大的法律,官方不得和加拿大政府没有外交承认的国家进行任何交易。

但是加拿大小麦委员会(The Canadian Wheat Board:CWB)的主要负责人成功地说服了加拿大政府,结果破例同意加拿大有关银行为中国第一批小麦进口提供了短期出口信贷。当时中国缺乏外汇,无法付款,加拿大政府表示可以由加拿大小麦局用作销售资金的银行贷款担保,中国以分期付款形式分几年付款,也可以通过出口加拿大中国的仿制品充低。

1961年加拿大出口给中国1.5亿美元的小麦,之后二年出口中国2.1亿美元的小麦,帮助中国迅速制止了饥荒现象。澳大利亚政府和加拿大类似。

可以看到,大量的进口粮食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就制止了饥荒,1962年中国就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粮食短缺现象。

2、缺粮的期间却大量卖粮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记载,1958-1961粮食变动表(单位:万吨):

年份  全国粮食  出口量
1958  20000     266
1959  17000     416
1960  14350     265
1961  14750    -445(进口比出口要多)

中国在1958年到1960年,仍然以相当高的数量大量出口粮食。中国自从1950年基本解决粮食问题以后,每年大概以140万吨的数量出口和援助粮食。

1959年,中国征购粮食674万吨,出口粮食高达416万吨。即使到了已经饥荒第二年的1960年,中国仍然征购粮食510万吨,出口粮食265万吨。

当时一个人一年吃250公斤粮食就已经相当多了,1959年出口的粮食可以共1700万人全年的粮食消耗。如果弥补粮食不足造成的饥荒,至少可以拯救5000万人。

有个历史故事让我印象很深,当时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很好。而阿国和苏联对立,苏联在1960年到1965年取消对阿国的粮食援助,包括5万吨小麦。当时真是1960年夏天,也是中国粮食问题最严重的时期。

阿国提出粮食援助请求后,中国命令运送进口粮食的货船立即开往阿国,无偿送给阿国这几万吨粮食。要知道,这5万吨粮食可是我们的救命粮啊。

3、主要问题在于上层对粮食的问题估计不足和错误的政策

其实毛,周之流并非不知道农村有粮食问题,只是也许没有想到这么严重。

由于58年大跃进的原因,各种产量全部根据上面的示意吹牛上报。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正式公布1958年粮食产量为3000到3500亿公斤,比上年增产百分之六十到九十。

到了1958年底实际统计的时候,由于浮夸越盛,粮食产量又被夸大为4250亿公斤。按照这个数字,中国老百姓每人一年有650公斤以上的粮食。1958年10月12日的《人民日报》算账说:一个人放开肚皮吃饭一年能吃大约250公斤上下,我们的粮食即使全国人民放开肚皮吃一年也吃不完。

但是,实际上1958年我们有多少粮食呢?

在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虽然指出“过去发表的1958年的农业产品产量的统计偏高”,认为经过核实后的粮食的实际收获量为2500亿公斤,但仍然严重高估。实际上,经过后来核实的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远低于公布数字,只有2000亿公斤,大约是我们最高估计的三分之一多一些。也就是说,老百姓一年其实只有200多公斤的粮食,可以吃饱,但是根本没有余力出口。

中央在1959年有好几项错误政策,包括:食堂,增加工人等其他非农民人口的数量,抽调农民从事工业和农业大型项目计划,还有二个比较厉害,一个是减少粮食播种面积,还有一个是实施高征收粮食和高出口的政策。

大食堂也就是吃饭不要钱的食堂。一般来说,历史上中国农民遭遇饥荒的时候,总会尽量减少平时口粮,分配到全年使用,这样有可能勉强渡过饥荒。但是大食堂破坏了这一种历史惯例,大食堂取消了粮食定量,所有人都像吃自助餐一样敞开吃。当年的农民副食很少,油水不够,加上重体力劳动,就特别能吃。大食堂一个月吃掉半年口粮的事情并不希罕。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的统计,全国农村已经办有公共食堂391.9万个,参加吃饭的有四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其中主要产粮区的河南、湖南、四川等7省市区达90%以上。

至于增加工人数量,主要是毛泽东觉得农业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可以增加对工业的投入。从1958年6月开始到1960年,工人等非农业人口数量增加了近3000万人。这些人多是中青年,是农村的主要劳力。多了3000万白吃饭的人,粮食问题更为严重。

1958年开始,全国有3000万农村劳力去炼钢,建水坝等。很多县里农忙的4月和5月份只有一半的农民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多是老弱妇孺,这也是1959年减产的一个重要原因。

下面的两点错误就更严重了:

①减少粮食播种面积

1958年,中央作出明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策。根据《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记载,1959年粮食播种面积比上年下降了百分之十左右。

②实施高征收粮食和高出口的政策

大量征收粮食作外汇的来源。其实粮食收购的初期,农民的余粮已经收购完了,剩下的只是口粮,但是上层认为农民故意隐藏粮食。

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造成的。要求对拒不交待的瞒产干部,给予处分,甚至法办。毛泽东对此批示予以肯定,说:“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再如2月19日,《经济消息》刊登中共安徽省委工作组对桐城的调查说,发现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

于是,在1958年中国粮食征收数量是建国以来最高的674亿公斤,很多农民被迫将口粮上交。

至于出口,前面已经说过了。

这样五点,最终造成了严重的局面。

结果,现象很快出现。以河北省为例,省委在1958年9月发出文件,宣布食堂“不限量吃饭”,两个月后又不得不要求薯粮搭配。再过两个月的1959年1月,全省农村已经普遍出现饥饿导致的浮肿病。到5月,已有55个村255个食堂断粮停炊。全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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