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会战刚刚结束，随着《塘沽协定》的签订，国民政府就立即转而继续执行既定的持久抗战战略。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和最重要的国防建设方面上，都进行大幅度的发展和改革。当然，这一切的重中之重还是在军事上。从1934年到1937年的四年时间里，国民中央政府利用日本和中华民国短暂的和平间隙，进行了扫平地方军阀和中共的所谓消藩行动。
其中最主要的对象：就是战斗力强大，意志顽强的三十万红军部队。
国府的既定战略
为什么要在短期内剿灭红军呢？这其实是国民政府的既定抗日策略。
中国的历史都在反复的延续和循环，帝国初期的强盛，中期的衰弱和转机，中期如果能够改革成功，可能出现中兴的局面。如果改革失败，帝国迅速进入衰败。后期帝国的腐败，混乱和匪盗四起，最终被另一个王朝推翻。而这个新的王朝可能是民族的农民军或者是异族的统治者。但这个王朝同样会经历前面的整个过程，最终还是会瓦解。
在中国没有实现民主之前，这个固有的轮回一定会不断的持续，包括现在也是这样。
当时中华民国在1934年已经提前进入了中期的衰弱，他的根源确是民国初年和清末的严重问题。
从清末开始，除了中国本身的内乱以外，中国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的二个恶邻：北边的巨熊苏联（沙俄）和东边的恶狼日本。
俄罗斯帝国这头北极熊对中国人自古以来从未手软。沙俄从清末开始，通过中国的衰弱和分裂，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中俄蒙协约》及其若干军事占领行为，一共攫取了中国黑龙江以北超过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把中国原来的属地外蒙古（156万平方公里）扶持为自己的傀儡国。也就是说，沙俄在一百年内夺取了中国3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占中国现有领土面积的近三分之一。
但是，沙俄毕竟是一个欧洲国家。他的主要视线仍然放在欧洲，主要的敌人也在欧洲。沙俄在历史上参加了包括二次世界大战在内的数次欧洲大战，也击败过拿破仑。俄国人有一种说法，想占领欧洲的国家，必须击败俄国。
所以，对于俄国来说，亚洲毕竟处于战略上的次要地位。
在日俄战争中，国内问题层出的沙俄被新兴的亚洲强国日本击败，丢掉了在中国东北南满地区的势力。
1917年，沙俄爆发革命，国内陷入内战和混乱，一时无力顾及远东地区。当时的民国政府虽然也陷入混乱，但是多少收回一些被沙俄夺取的利益。
1919年，没有外援从而陷入混乱的外蒙政府无力控制国内局面，只得向中国政府求援。外蒙政府宣布愿意取消自治，回归中国，恢复在清朝时期的外蒙地位。北洋徐世昌政府随即下令取消外蒙自治地位，废除和沙俄签订的《中俄蒙协约》，恢复清朝时期对外蒙古的控制。
但是好景不长，重新崛起的苏联很快继承了沙俄的绝大部分地盘和利益（1921年，苏联红军以追击白军为名出兵进驻外蒙，扶持外蒙再次独立。并且在1924年强迫北洋政府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协定中，苏联承认外蒙是中国的一部分，尊重中国对外蒙的主权，并答应从外蒙撤军。但是，外蒙仍然保持实际的独立地位，成为苏化的傀儡国）。
但是此时的苏联被欧洲所有列强视为蛇蝎，政治外交都陷入四面楚歌的地位，加上国内经济军事改革困难重重。苏联尚没有敢于对中国继续发动大规模的侵略行动。它对中国的巨大威胁地位，逐步让给了另一个中国的恶邻——日本。
东夷日本则就不同了，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就意识到：如果想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就必须夺取广大的海外殖民地。这也是日本作为岛国的特质所决定的。日本天皇曾经对高级军官说过：我们日本人不缺少民族精神，也不缺少英雄和科学家，我们缺少的东西只有两样——那就是丰富的资源和广大的市场。
没有广大的资源、市场和世界地缘政治利益，日本永远无法成为真正的世界霸主，顶多是世界二流的强国。和日本比较相同的岛国大英帝国，以狭小的英伦三岛而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强国近百年之久，无非在于面积广大，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海外殖民地。但是在二战以后，英国所属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大英帝国随即一蹶不振。
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就始终立志于对海外的扩展。但是改革不过几十年日本的起点并不好，在19世纪时期，它还没有资格和列强争夺亚洲的利益。虽然通过日俄战争击败衰弱的俄罗斯帝国夺取了南满的很多利益（南满就是中国东北南部地区），又通过甲午战争夺取了中国的属国朝鲜和领土台湾，但是仍然无力把中国本土哪怕一个省通过武力，直接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随着一战的开始，日本的国力，军力都飞速进步，国际地位也大幅度提高。当时的东南亚和南亚几乎都是列强英国（印度，缅甸，马来西亚），美国（菲律宾），法国（中南半岛越南，老挝，柬埔寨），荷兰（荷属东印度群岛－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直接控制殖民地。这些国家等同于列强的领土，有些国家是傀儡政府管理，有些国家则干脆由列强派本国官僚直接管理。
日本如果敢于涉足这些国家，就必须和这些世界一流列强正面对抗。当时的日本还根本没有这样的实力。
所以，日本当然把视线放在当时衰弱，但是仍然有一定独立地位的大清帝国及其后战乱中的中华民国。虽然列强在中国有大量的租界和利益点，但是中国并非列强直接控制的傀儡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政府。日本认为自己基本具有和列强争夺东亚第一大国——中国的能力。
从清末的明治维新启动大约10年以后，日本也已经基本认定了必须夺取亚洲最大国家中国——作为殖民地的基本战略主张。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大陆政策。
所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绝对不会停止，他们早在北伐的济南事变就试图直接用武力进攻，消灭蒋介石的北伐军，破坏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步伐。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利用张学良的无能，轻松控制了中国的东北三省，并且建立了傀儡伪满洲国。
之后，日本预感世界大战就要来临，它又发动了二次局部战争，1932年的一二八上海会战和1933年的热河长城会战，将东北的热河省划入伪满洲国的势力范围，又夺得了在华北，内蒙地区的部分特权。
显然，日本下一个目标就是华北和内蒙古。作为小国的日本无力发动全面的入侵，因为它没有必胜的把握，也没有数年以上持续作战的能力。它只希望继续蚕食中国，借中国的资源发展自己同时削弱敌人，最终等到时机，一鼓作气将不完整的中国一口吃掉。
分裂的中国是无力抵御日本的，就像当年的蒙古人一样。蒙古先攻陷北方的金国，吐蕃，西边的西夏和大理，最终灭亡虚弱的大宋。其中大宋就和蒙古对抗了40多年，西夏和蒙古鏖战20年。灭亡中国后不久，蒙古各汗国就陷入了分裂。当时中国和各国如果能够统一起来再坚持几十年，战争的结果还是很难说的。
中国的前景非常危险，但是，中国人并非没有希望。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当年创建民国的革命党人已经建立了真正自己的军队和成熟的政党。他们在1928年顶住无数可怕的困难，击溃了比自己强大数倍的北洋军阀武装，终于统一了全国，消除了中国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局面。
一个统一和令人畏惧的中国终于出现了。用斯大林对蒋经国的话来说：我最了解你们中国人，只要你们能够统一，消灭内部的分裂，不沉溺于内斗。你们发展起来比世界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更快。
从1928年开始，国民政府就把日本当作最大的敌人，并且制定了一系列对抗日本的计划。当时国府的抗战战略很简单，用八个字点评：持久抗战，拖跨日本。
这个计划早在1929年就已经基本形成。之后经过国民党军事高层智囊们和希特勒派来的70名德国高级军事顾问的多次改进和完善，到了1934年它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抗战战略体系，包括军事国防，经济，科研，政治，文化，交通运输，外交等等各个方面，是全国性的长久计划。
这个计划的特点是立足于现实，不作任何设想和空想，体现了中国人和德国人的务实性。
由于当时中日的国力军力存在巨大差距。像当时爱国青年所想象的，诸如御敌于国门之外和短期内全歼百万日本侵略军——收复东北等，客观来说都是不可能，也是极端不现实的。
蒋公的持久抗战战略很精明，其核心就是发挥中国的长处和日本这个国家的短处。如果单比实力来说，当时的日本确实比中国强大的太多。日本军力国力都超过中国数倍，数十倍甚至数百倍。
在1937年，日本工业总量是中国的4.倍（60亿美元对14亿美元），钢铁总产量是中国的145倍（580万吨对4万吨），煤总产量是4倍（5070万吨对1260万吨），石油产量是130倍（169万吨对1.31万吨），铜产量是125倍（8.7万吨对0.07万吨），这几项都是当时世界各国基本的军事工业力量对比。显然，日本相对中国具有可怕的优势。
如果单纯谈谈军事力量，日本由于自身岛国的资源限制，它和英国一样，素来以精兵战略作为军事主导，不以数量优势取胜。它可以使用的现役部队都是非常精锐的部队。其单兵素质和战斗意识都是世界一流，数量约为17个常备师团（战时一个师团2.2万人），4个混成旅团，4个骑兵旅团，5个野战重炮兵旅团，3个战车坦克联队，16个飞行联队加上地方守备部队，共40万精锐部队。
而中国现役部队，包括各派系部队总数为步兵182个师又46个独立旅，还有骑兵9个师又6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又20个独立团，总兵力大约200万人。但是，这些部队中只有中央军70个师有比较完整的编制和后勤补给，其余都是各省的武装力量，战斗力相当差劲，装备也五花八门，且缺乏基本的后勤补给和训练。70个中央军师中，也大约只有40个师受过简单的现代化训练，配备相当初级的装备。按照西方的标准，这些所谓中央军主力精锐部队最多相当于一战后期的轻装步兵师。至于地方军阀部队，在西方的眼中连游击队都算不上。第三帝国灭亡前胡乱编组的民兵武装，也就是所谓人民步兵师也要比他们强大的多。
以战斗力来说，日本陆军装备完善的步兵武器和野战重火炮（一个师团步兵炮40门，野战重炮64门），而中国中央军部队的步兵武器数量质量都无法和日军相比，重武器更是一个天一个地，一个师也就几门火炮。地方军阀部队一个军才几门老式山炮，炮弹屈指可数。当时美国军事专家的估计，日本甲种师团的火力是相同数量中央军的三到四倍左右，是地方军阀杂牌部队至少六倍以上（如数十万之众的川军）。
抗战中，日军一个1100人编制的大队（营）在重火力的掩护下，往往可以击溃地方军阀一个3000多人的杂牌师。即使中央军和日军的对抗中，除了74军等少数部队以外，一般如果是防守需要二倍数量优势，进攻则是必须要有三到四倍的数量。
日本作为岛国，有强大的海军保护，所以不需要很多的现役部队。它和英国一样，具有大量的后备准现役部队可以随时编组为远征军。可以使用的预备役兵力高达1000万人，其中包括具有完整军事训练的预备兵员160万人，补充新兵250万人，这410万都是随时可以投入战场的。剩下的民兵役部队约有590万人，素质稍差，年龄偏大或者偏小，但是也都是可以作战的。
中国由于历史原因（各地军阀割据），没有全国的兵役制度，登录在册的补充兵力不过50多万人。这50万人损失以后，只能临时在各地征集，兵源数量和素质都根本无法保障。抗战中后期，由于人口密集省份大部分丢失，自愿参军的人数无法满足战争的需要，国民政府只能靠强行征集壮丁补充，老弱病残都强行征集入伍。
日本海军极为强大，其联合舰队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英国和美国），总排水量115万吨。有战列舰9艘，航空母舰4艘，重巡洋舰12艘，轻巡洋舰21艘，驱逐舰102艘，潜艇59艘，加上扫雷舰，炮舰，运输舰等等共285艘。
中国海军实力是三军之末，当时的中国工业和经济实力也无法养活强大的海军。仅有各种舰艇120艘，总排水量不过11万吨，仅仅为日本的十分之一。而除去近海和内陆防御的老旧炮艇，可以使用的仅有60多艘，排水量为6万吨，只为日本的二十分之一。而中国海军排水量最大的战舰居然是1896年（清朝末年）从英国购买的，战斗力最强的海琛号巡洋舰也是1898年从德国购买的，无论排水量，航速，火炮，鱼雷能力都是当时日军一流巡洋舰的四到五分之一，甚至可以说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日本空军也相当强大，飞机总数有近3000架，分为陆军和海军航空兵。陆军一线作战部队有1个航空兵团，下辖5个飞行团，陆军作战飞机960架，海军航空兵有182架作战飞机。除了一线部队以外，日本还有二线飞机近2000架。
中国空军实力也不强，主要还是本国工业力量太过薄弱，可以使用的飞机不过305架（根据陈纳德回忆，实际可以使用的只有100多架），分别购自美，意，德，法，英各国，哪怕因为日常损耗掉一些零件，也根本无法修复。其他抗战初期数量相当多的意大利菲亚特飞机，用飞虎队陈纳德的话来说：这些意大利的垃圾能够飞上天本身就是奇迹。
除去现役的武器装备，日军还有每年生产飞机1580架，重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的能力，还有47万吨的造船能力和6万吨的造舰能力。
至于中国生产这些重武器的能力基本都是0，中国最大的汉阳兵工厂每月只能生产出75山炮2门，上海兵工厂每月也只能生产75山炮6门。
步兵使用的轻武器，日本现有的步兵武器从步枪，轻重机枪，手榴弹到掷弹筒，迫击炮都是本国自行设计和制造。以日本的工业力量，每年具有生产新装备几十个师团的能力。
而中国方面，虽然国民政府从1928年开始就立志于轻武器的自产，也勉强实现自给自足。但是，中国大部分兵工厂多创办于清末，工厂机器设备老旧，虽然从德国进口一批新式机器，但是相当于200万部队的需要，还是不够的。它们生产的产品只限于轻武器，如轻机枪，步枪，子弹等。由于生产能力不足，工业基础薄弱，所需原材料相当一部分还需要进口，整个八年抗战期间，中国比较精良的中正式步枪（79步枪）仅仅生产50万支。相比起来，德国仅仅在二战期间就生产了760万支毛瑟步枪，是中国的十多倍。
至于步兵火力上，进入一战以后，战场中超过六成的杀伤主要来自火炮。当时日军一个2万多人的师团，装备54门75毫米口径野战榴弹炮。而中国的抗战中大名鼎鼎的西北军庞炳旭第三集团军，一个军团1万3000多人，仅仅装备山炮4门。
即使中央军装备最好的74军，一个2万多人军在全部换装苏联援助的新式武器之后，也仅有野战榴弹炮12门。至于川军之类的杂牌军，一个邓锡侯的22集团军4万多人，只有少量土造轻重机枪和小口径迫击炮，包括火炮，通讯，运输，补给，卫生等装备一律全无。在台儿庄战役中，川军基本就靠步枪，手榴弹，大刀片和日军作战。
也许这些说起来还比较空泛，在抗战期间，国军也好，八路军新四军也好，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日军的火力太猛，太密。日军打炮的话，一顿炮击所有立着的东西都被放倒，精心修筑的工事也被打的粉碎。在稍远距离，日军步兵炮摧毁中国军队的少量重机枪，然后以重机枪火力和掷弹筒压制中国的轻机枪火力，同时大量杀伤中国士兵。如果在一对一的情况下光靠拼火力，中国军队实在不是对手。
很多时候中国军队被迫使用近战以弥补火力的不足，但是日军士兵都受过严格的刺杀训练，很多新兵还用中国战俘练习刺杀，格斗能力比中国普通士兵要强的多，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况且在激烈的战斗中，想接近敌人25米内，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日军老兵东史郎的回忆录中，他在中国遭遇最厉害的一次火力突袭，就是来自另一支日本友军的误射。
虽然双方国力，军力相差极大，但是中国方面并非完全没有胜机。
这主要是日本也有致命的弱点：它是一个资源贫瘠的岛国。日本用于作战的大部分重要的战略资源，比如钢材，石油，橡胶等等统统都要从海外购买，自己无法生产。以1941年美国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来说，当时日军每天汽油消耗高达1万多吨，年消耗近500万吨，而当时日本本土，朝鲜和日本占领区全部石油储备仅仅为800万吨。而日本在30年代末期全年石油生产能力仅仅为67万吨。一旦失去外援，日本庞大的战争机器根本无法正常运作。
大家一定记得电影《坦克大决战》中，德国士兵丢弃全新的数百辆豹式坦克步行逃走的场面。因为坦克也好，机械化摩托化部队也好，一旦失去燃料，就是一堆废铁。
而历史也告诉我们，对于世界性的大战，如果有一个国家指望向不可靠的中立国购买战略资源来维持长期的战争，那无异于杯水救火，结果必然是凄惨的。
尤其是像日本这样，具有世界第三的强大舰队和众多汽车坦克等先进装备的现代化军队，战斗中资源消耗速度是可怕的。日本如果不能速战速决，绝对无法长期保持军队战斗力。到了二战后期，就是因为美国联合西方各国封锁了日本石油和钢材的来源，迫使日本或是从中国大陆撤军，或是向同盟国宣战。而日本愚蠢的选择了后者。
相反的是，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农业国。由于全国都比较落后，4亿人口大多分散居住在全国各地，国内也没有集中的重点工业区。中国军队基本都是二条腿一支枪的步兵，和当年李自成，洪秀全的部队唯一的区别也就是把大刀长矛换成了步枪。只要有粮食，有子弹，这些青年农民组成的部队就可以作战。
由于没有现代化的机械化部队，摩托化部队，装甲部队，中国军队对后勤的要求相对简单。只要粮食充足，士兵有一口饭吃，部队就可以勉强作战的。简单来说，中国全国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产粮的基地，只要保持后方的军工生产能够继续，那么中国到处都可以作战。
中国不存在像德国一样：失去了鲁尔工业区，国防军就要完蛋的情况。中国存在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广阔领土。而日军最怕的就是面积广阔的中国占领地。
日本是一个离大陆100多海里的岛国。这个地理缺陷决定了：侵华百万日军的全部补给品都要从几百公里以外的日本或者满洲运送到中国沿海港口。再由日本汽车运输队，运送到上百公里外的战斗前线。再由马匹和辎重运输兵送到士兵手中。
这种可怕的补给方式，全世界恐怕也只有超级大国美国可以搞定(美国由于运输能力超强，甚至给前方部队空投香烟)。当时日本老兵东史郎回忆，他们从上海打到苏州的时候补给就已经断绝，一路完全靠打家劫舍维持。当时日本士兵每一发子弹都像黄金一样珍贵，一颗奶糖也是重要的补品。足可见，日本后勤之艰难。
到了抗战后期，日本由于兵力严重不足，颇想再增加五，六十万精锐兵力到中国参战，一举将重庆政府歼灭。但是，日本后勤补给已经达到极限，实在无法承受多余的负担，增兵计划作罢。日本侵华一线兵力始终保持在一百三十万左右，并非它不想增加，实在是力所不能及。
蒋公构思的中国的持久抗战战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战略退却阶段。
在日军进攻的主要方面，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和消耗战。尽量消耗日军的锋芒和有生力量，让其遭受一定的损失，打击其进攻的势头。
但是，这个期间的作战要确保国军主力不遭到类似苏德战争初期苏军那样的毁灭性损失。尤其中国军队主力绝对不能被大规模合围。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武器生产能力差，兵员补给能力也不行，一旦数十万部队成建制被歼灭，是无法像工业强国苏联一样迅速编组新的部队的。
此阶段逐步放弃一些领土，同时通过若干次主力会战消耗日军的兵力和战力，消耗日军的进攻能力。此阶段，还要培养大量的敌后国军主力和游击部队(数量和正面作战的比例大概是1：1)，通过一系列游击作战，把日军牢牢的牵制在已经占领的广阔土地上，让其失去继续进攻的能力。
当时，根据日本的国力来说，他的补给线能够承受的极限，大概是150万人左右。其中除了要牵制苏联和驻守台湾等地，可以用在中国的大约130万左右。这个数字，是无法有效控制占领区的。
很多敌后区域日本根本没有驻防，有些敌后的老百姓根本没有看过日军。如粟裕的苏北和苏中广大的地区，日军仅有4000多人的一个旅团驻守，而新四军数量多达10余万人。所以日军在1938年的武汉会战以后，主力完全被牵制在从北平到广州的广大区域，无法动弹。
日军感到兵力的严重不足。在之后长达6年的时间内，除了打通大陆线的一号作战以外，日本都没有能力发动能够毁灭中国的大规模会战（类似于淞沪，武汉，徐州会战的规模）。
1936年6月蒋介石对英国人李滋罗斯的谈话：对日抗战是不能避免的。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
第二个阶段就是战略相持阶段，这个阶段时间较长，可能有四到五年的时间。
此时国军应该后退到适合防御的若干领土，比如特别适合防御的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山西等省，以地利优势进行战略防御作战。这些省份地形比较特殊，日军的重装备难以发挥威力，而中国军队享有地利和人和（当地老百姓的支持），此消彼涨，拉近了双方的实力。双方进行中等规模的会战，互相拉锯。
1932年4月蒋介石在南昌军事整理会议说到：以时间为基础，与敌相持，在久而不在一时……我们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他把我们第一线部队打败之后，我们再有第二、第三线的部队去补充，把我们第一线阵地突破以后，我们还有第二、第三各线阵地来抵抗，越能持久，越是有利。
由于作战时间很长，中国方面的极端苦难是可以预想到的。中国方面需要做的是苦撑待变。因为欧战已经爆发，日本和英美在亚洲根本利益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日本所谓的崛起，其实就是和英美法争夺亚洲的霸权。
所以日本要么退出中国，要么和英美宣战，并无第三条道路可以走。如果等到日本和同盟国为敌，那么以日本的实力就必败无疑了。中国需要的就是积蓄力量，准备最后阶段的反攻。
第三个阶段就是战略反攻
此时日本应该已经在和美国为首的同盟国的对抗中处于劣势，失败的命运在所难免了。
此时中国需要做的是利用英美的援助编组新式部队，在最后的时候一举反击，痛打落水狗，收复失土，从而获得抗战的伟大胜利。整个战略思维很明确和清晰，其关键在于第二个阶段也就是相持阶段。中国必须保证自己在这几年内不被日本消灭掉，能够苦撑下去，那么胜利者就是中国。
相反，那么中国就要再一次亡国了。所以，这在相持阶段，就一定要选择一个稳定的战略后方。这个后方，蒋公也用二个字点评，那就是：西部。当时中国的沿海一带人口众多，交通发达，大部分以平原和丘陵为主，适合日军海陆空军发挥威力，不适合中国军队作战。
而中国的中西部则不同。中国西部诸省如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等省都是极为适合防御的省份。这些地区或是丛林密布或是高山遍布，其中尤其是四川省到处是高山险隘。如果有着完整的防御战略，没有明显的重大战术失误，日军一般根本不可能打下四川。加上四川等省人口颇多（近6000万），也盛产粮食，完全支持可以持久作战。
1935年3月18日蒋介石在重庆举行孙中山纪念周的讲演：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
1935年7月蒋介石面对即将来临的中日战争的讲话：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
另外，如新疆，云南，广西等省，他们或是和苏联接壤，或是和英法控制的缅甸和越南接壤。中国可以通过这些省份得到列强的军事援助，这些援助对中国的抗战帮助是很大的。
抗战初期的四年内，苏联通过新疆的路上运输线，援助中国约3到4亿美元。其中包括900架飞机，80辆坦克，轻重火炮1000门（主要是迫击炮），轻重机枪数千挺，步枪5万支，子弹1亿多发，炮弹200万发。这对战争中消耗巨大的中国是极为宝贵的。
而美国通过云南境内的滇越铁路，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给予中国16亿美元的援助。在抗战后四年，中国所使用的全部汽油，煤油，柴油，橡胶，汽车配件资源，中国钢材的百分之九十五，药品，棉纱，白糖，纸张的百分之九十，还有武器弹药的百分之八十，全部由美国供给。
列强的援助大大减少了中国的抗战艰辛程度。当然，即使没有列强的援助，我们也不会跨，但是伤亡和损失一定会更为惨重。
蒋介石在制定完这个战略以后，已经确定中国在抗战中的胜利。他在1935年8月21日的日记中写到：以此计划，倭寇失败当在10年之内。
1945年8月15日，东京广播日本天皇裕仁的《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
1939年9月5日欧洲战争爆发，蒋介石在日记中写到：我国抗战两年期待国际变化，今果已至矣。国际情势虽甚险恶，如我择善固执谨慎运用，余深信必能使我国家从此复兴也。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蒋介石高兴的在日记中写到：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物极必反，能不戒惧。
分析整个蒋公的抗战策略，实在是令人钦佩。其实抗战早在1929年时，我们就已经胜利了，这就是蒋介石等国民党军事高层战略上的必然胜利。
步伐
但是，918事件很快爆发，日军全线进攻东北，张学良违抗中央命令不战而退。当时蒋介石虽然已经下野，但是仍然认为中国无法和日本全面开战。
道理很简单，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刚结束。中国国民中央政府实际控制的只有沿海几个省，中央军也只有60万人。中西部，西北，华北和东北各省均有军阀控制，根本不理会中央的命令。中国尚没有任何能够和日本全面决战的条件，如果打了必败无疑，不存在侥幸获胜的可能。
用1931年9月28日蒋介石接见学生代表时的讲话来说：关于抗日情势，假如本人要想全国国民拥戴我，是最容易做到的。只要对日本宣战，全国人民一定称赞我。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反给一般人疑我不抵抗呢？不是我怕死，而是我不能把国家的命脉断送；不能使民族的生命危殆。我要为国家前途打算；要为民族前途着想。不能为个人名誉而使中国灭亡。纵令不致永久灭亡，或者灭亡不过几十年或几百年，还是可以复兴的话。但是如果现在我们有方法可以使国不亡，使中国不致受几十年或几百年亡国痛苦，我们为什么不采用？为什么反而愿意冒几十年或几百年的痛苦。
到了九一八以后，中日表面上现实和平。那么蒋介石为了施行既定的抗战策略，就必须同时进行二方面的作战。
一是要学习明朝那样，全力把日本阻挡在华北以外的地区，不容其继续进军富饶的华北。
华北的北方，也就是后来日军七七事变试图侵略的地方，就是中国古代的雁云十六洲。历史告诉我们，一旦雁云十六洲为北方的外寇所占据，中国北方几省就失去地理屏障。外敌除了可以占据数千万人口和富饶的中国华北核心地带以外，还控制了战略上的绝对主动权。雁云十六洲的南方多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带，是无险可守但是又人口密集的富裕地区。日本一旦占领华北，那么主力随时可以南下以火力优势击溃围歼国军北方主力。那么中国政权就只能像南宋一样，退往南方依靠长江防御，中国最精华的地带就被敌人控制，中国的复兴和反攻就很难了。
况且南宋能够保持百年国运，主要还是大宋水军牢牢控制了长江的制江权。民国时期，长江很容易就被日本联合舰队控制，日本陆军随时可以渡江攻击。到时候，中国南方政府灭亡也只是迟早的事情。
二是必须尽快施行经济，军事，教育，文化，国防科技等各方面的改革，同时施行相应的军事行动，削平地方军阀割据实力。
1933年7月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到：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实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为国家唯一自处之道乎。
为了实现这个持久抗战策略，国民政府需要做的是：必须尽快收编和打走在中西部的军阀和中共割据势力，完全控制这些地域，作为抗战最稳定的大后方。
其中，对于中共的围剿为重中之重，因为此时红军已经从南昌起义的一万多人，发展到正规军三十万，地方民兵数十万的规模，并且控制赣闵苏区，浙赣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陕北苏区等绵延中国数个省的六大苏区。这种扩张速度实在是非常的惊人。红军已经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军事政治势力。
中共有着明确的政治主张，军队和政党廉洁高效，战斗力极强，况且还有共产国际这个大后台。它的危害远比割据一方的土军阀要大过十倍。所以，国民政府在长城会战刚刚一结束，就立即开始了第五次围剿，全力消灭中共。
其实国民政府对苏区的围剿之前已经有过四次，但是正式的围剿应该从第三次算起。1930年和1931年二次围剿，都是地方部队参加，中央军根本没有介入。
第一次围剿中央军没有参与，在于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刚刚结束，中央军要对付地方军阀的后续作战，实在没有精力参与。而第二次围剿则是国民党大老林森，胡汉民等人一起联合要迫使蒋介石下野，当时蒋介石被迫软禁胡汉民，国民党大老随即群起攻之。国民党内搞得天翻地覆，蒋也实在没有精力再去对付红军。
前两次国军都是地方部队，如赣军，湘军等。这些部队各自为战，战斗力很差，而且几乎没有统一的指挥，结果必然被战斗意志顽强的红军击败。
到了1931年7月到9月，中央又开始了第三次围剿。这次开始，中央军开始介入。围剿也由中央军高级军官陈诚将军统一指挥。国军这次围剿从军事上比较成功，一度攻陷苏区大部分战略要地，但是没有能够打击到红军的主力。
不过，国民党反对派汪精卫等人当时在广州成立的另一个所谓的南方国民政府，并且出动二广部队和北方的石友三配合南北夹击中央军，一度攻陷湖南江西大部分地区。这还不算最严重的。到了9月，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张学良不战而退，蒋介石被迫停止第三次围剿。
第四次和第五次围剿
四次和五次围剿其实是一个完整的军事行动，前后具有很强的一贯性。第四次围剿是第五次围剿的序幕，它主要是肃清中央苏区外围的战斗。最终粉碎了鄂豫皖苏区和湘赣苏区，消除了他们对中央苏区的支持。
第四次围剿开始，蒋介石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进行变革。采用全新的战略战术对付红军，最大程度上削弱红军的优势。但是第四次围剿刚刚进行不到一个月，日本关东军入侵热河省。国民政府急调二十五万主力在华北和日军激战，被迫停止了这次围剿。
第五次围剿则不同了，蒋介石为了彻底肃清苏区，改组了南昌行营。蒋将第二，三，四次围剿的负责人何应钦解职，任命江西省主席熊世辉为行营办公厅主任，原行营参谋长贺国光担任第一厅厅长，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兼第二厅厅长。
蒋介石亲自指挥第五次围剿，南昌行营的权力范围扩大到闽粤湘赣浙五省。
军事上
中共方面一直把第五次围剿归结为路线上的错误，其实这是不对的。第五次围剿的失败，从根本上来说是军事上的失败。
第四次围剿开始，国军在国军将领柳维垣，戴岳等人的建议下，开始采用著名的碉堡战术对付红军。这个战术后来在经历过一战的德国顾问——德国国防军之父冯•赛克特将军的指导下，越发完善和壮大。
所谓碉堡战术简单来说就是稳步推进的合围战术。蒋介石分析前三次围剿失败的作战教训，决心使用自身的优势瓦解红军运动战的优势。国军采用步步推进的战略，主力从苏区四面合围过来。和以往不同的是，他们不急于推进，而是走一步就修建一个碉堡。
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就是：战术上取守势即以守为攻，战略上取攻势即以攻为守。各路进剿大军做到步步为营，节节推进，层层包围，步步进逼，其核心又是行军所至，立建碉堡，即部队走到哪里，碉堡就建到哪里，先巩固阵地，再稳扎稳打，三里五里一推，十里八里一进，甚至一次只推进一二里，进得一步，即守一步。
简单来说，国军不深入苏区和红军打运动战，而是逐步稳定推进。在稳定对苏区的经济和军事封锁的情况下，迫使红军打持久的消耗战。这下就击中了红军的要害。
众所周知，红军士兵有着相当的革命信念又训练严格，十分骁勇善战。如果在山地战，夜战，遭遇战中，即使中央军一般也只是和红军旗鼓相当。但是，红军只是一支装备轻武器的作战部队，最强大的10万多中央红军也只装备4万支各种枪械，其中步枪占绝大多数，轻重机枪只有600多支，子弹180万发，手榴弹8万枚。
至于重武器，用李德的话来说：红军只有二十多门口径大一点的迫击炮和野战炮，炮弹缺乏。没有重武器，是无法打阵地战的，尤其无法打破国军的碉堡工事。
一战中，一二挺重机枪依靠简单的土木工事，战壕加上铁丝网，也可以轻松的击毙成连成营的敌人。索姆河战役中，进攻的英军相对防守的德军，步兵有3.6倍的优势，炮兵有1.7倍的优势，其中同盟国的火炮就有3500门，炮弹高达800万发。但是德国的重机枪在第一天就造成英军6万多人的伤亡。
而国军的水泥和砖石结构的碉堡，显然比德军战壕的防御能力要强大的多。国军使用稳步推进的碉堡战术，沿着交通要道向红军苏区各战略要地缓慢推进，迫使红军跟他们打消耗战。
他们为了避免被红军诱引后歼灭，一般不主动出击，一遇到红军反击就退回碉堡。以碉堡作为支点最大程度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然后再次稳步推进。这样，红军就无法使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无法使用运动战了。
红军的步枪和手榴弹实在无法有效破坏国军的水泥或者砖石结构的碉堡。靠以往的人海冲锋又会遭到碉堡中密集机枪火力的严重杀伤。装备轻武器的红军对付碉堡实在没有好的办法。
以碉堡作为依托，国军只用较少的部队(一般一个碉堡只有一个班或者一个排驻守)就可以封锁住红军的连营一级的进攻。而大量的部队则集中在碉堡后方，随时准备围歼进攻碉堡的红军部队。而且国军并非单纯修建类似日军抗战中那样的孤立炮楼，而是在德国军工专家的帮助下，修建了可以互相支持的碉堡体系。
用德国顾问法尔肯豪森将军的话来说：国军采取战术防御手段，依靠稠密碉堡体系，做到各堡相望，构成火网，星罗棋布，互为依托，既可防止敌方袭击，又能阻止红军通过，筑堡和清剿齐头并进，平推向前以挤缩匪区。根据当时的形式，最多一到二年之内，就可以稳定的全部清除苏区。
碉堡战术确实是对付游击战和运动战的不二法门。它最大程度的削弱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优势，迫使红军到一个他们几乎没有武器和准备的战场作战。
历史上，几乎所有对付游击战的军队都使用了这种战术，比如十八世纪英国和布尔人的英布战争，抗战时期八路军占领区倭寇的治安肃清战，越战中的美军战略村战术。
但是，这并不是说碉堡战术没有缺点。他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过于费时和费力。
第五次围剿前后长达快一年时间，国军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单单在中央苏区就修建了多达1万4000个大小碉堡和大量的连接碉堡的公路运输线。除了数十万部队长期驻防以外，固定使用的民工至少也有2到3万人。
这样浩大的工程实在令后人惊讶，而且投入如此重大的人力物力来对付10多万红军似乎也是代价过大。难怪蒋介石自己也解嘲说是：愚公移山。
如果这是在和平时代自然没有什么，但是对于1934年混乱的中国局势来说，碉堡战术也是有相当代价的。对中央苏区的长时间围剿，大量人力物力的消耗，大大拖延了国军的经济和军事改革的急切步伐，也延缓了中央消灭地方军阀的既定战略。
随着碉堡战术的逐步进展，到了第五次围剿的中期，国军的碉堡从七个方向深入苏区腹地。红军可以做运动战的广阔区域几乎荡然无存。
就双方实力的对比上，根据李德的回忆：国军用于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约40万，其中中央军多达30个师，地方军阀福建十九路军5个师，广东陈济棠的7个师，湖南何健湘军3个师。
而中央苏区的红军正规军约有10多万人，还有7到8万地方武装部队。双方从兵力和装备上都有相当大的差距。红军又无法发挥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优势。失败的结局看来难以避免了。
红军采取的相应战略
可以说，红军当时领导人，博古，李德，周恩来甚至共产国际，都并非不了解运动战和游击战的重要性。
1933年，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阐述红军的作战方针：红军绝不固守一个地方。红军避免与集中的大部敌人接触，引诱一部分敌人到苏区内来创造进行决战的胜利环境……红军还用游击战争与革命农民对政府军队士兵的影响来削弱和动摇敌人。红军在分散敌人的集中后，从侧面及后面攻击孤立的队伍，各个击破，消灭敌人。
次年2月，共产国际又两电中共中央，进一步强调运动战的作战方针：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应该在敌人的两翼采取运动战。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的队伍在运动战中已经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但不能在强攻敌人的堡垒地带的作战中获得胜利。
1933年12月，所谓路线错误的王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3次全会发言谈到：把中央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从内防守的军事行动，与红军及游击队在蒋军后方和两翼方面实行广大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配合起来。
李德回忆：至于阵地战，不管是什么形式都不合适，这一点我们大家是完全清楚的。最基本的要求，是要在敌人堡垒主义的条件下，寻求运动战，不要在进攻堡垒中，来消耗我们的兵力和兵器，要在堡垒外，于敌人的运动中，来消灭其有生兵力。应该避免进攻要塞堡垒地域，甚至避免正面进攻停止的敌人。我们战术的特质就是要搜求运动中的敌人，特别是他的翼侧施行迂回，或因地形和时间的关系施行包围，以及迅速而猛烈地突击敌人纵队第二、第三梯队的翼侧。
中央苏区军政领导人普遍认为：死守堡垒，对于我们是致命的打击；要反对滥做支点单纯防御的堡垒主义。红军的这种作战方式，体会最深却是国民党将领，蒋介石在1933年12月谈到：现在我们打赤匪，正面的阵地战很少，而随时遭遇的游击战特别多。
但是面对国军稳步推进的碉堡战术，这些运动作战实在没有施展的空间。李德谈到：在我们区域内进行歼灭战的有利条件，只要不能诱敌深入，也就是说敌人不放弃堡垒战，那就没有希望得到……我们埋伏在这里，而敌人就可以丝毫不受干扰地继续推行它计划中的堡垒政策。这岂不意味着，我们自己放弃了苏区的重要地区，而不去利用时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林彪指出：诱敌深入的方法，在对付历经惨败而有无数血的教训的敌人，已经不是可靠的有效的方法了。
彭德怀认为：敌人正在大举集中的时候，利用堡垒掩护，使我求得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机会减少。红十军在赣东北准备通过运动战集中力量打破国民党军进攻时，由于对方采取稳健推进战法，很难觅到战机，往往被迫打成攻击占领有利阵地筑有工事的敌人，运动战效能无法发挥。对于堡垒战中的双方对垒，如猫儿守着玻璃里的鱼可望而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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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其实并不接受红军的引诱，他们只是自顾自的修建一个又一个的堡垒，逐步压缩红军活动的区域，进攻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迫使红军最终的决战。红军无法诱敌深入，也就无法集中主力部队对国军进行伏击。
由此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朱德，彭德怀，林彪等人认为国军已经转变了军事策略，以前的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伏击的战术无法有效施行。他们提出了一种新式的运动战法，也就是著名的短促突击。
所谓短促突击，即一部以红军的工事或者碉堡防御吸引敌人，同时将主力埋伏在附近，当敌军出现在我前沿阵地时，以埋伏之主力部队施行短促的突击及袭击，以便于堡垒前瓦解敌人。
这样一来，面对红军的碉堡，国军必须出动部队进行一段时间的攻坚战，无法像原来一样的从容行军。红军以碉堡作为依托，比单纯的运动战更为实际。
李德具体规定了这一战术的几个主要原则：向敌人运动中的部队进行短促的侧击；在敌人后续梯队或堡垒内来的增援队未到达前，迅速解决战斗；要最坚决的使用最高度的主力作战，以便确实的避免延长战斗；迅速转变自己的突击方向，主要是利用敌人诸纵队的内翼侧，在其诸纵队间执行机动。
简单来说，短促突击就是避免攻打国军的碉堡这样的消耗战。而是把国军诱出碉堡或者在国军修建新的碉堡的时候，集中优势兵力，迅速合围歼灭国军。李德的短促突击，其实并非阵地战，而是针对碉堡战术的一种运动战。他的要旨在于二点，一以红军的碉堡作为支点吸引敌人，二以优势兵力突然，短促的打击敌人，将其歼灭。
而李德特别强调说：红军作为支撑点的碉堡防御本身不是目的，不是为要顽强扼守阵地或消灭敌人，而是为争取时间及诱引敌人（诱引敌人远离其堡垒以便我突击队隐蔽的突击之）；因此运动防御只应同敌人的先头部队（侦察、前卫游击队等）作战，并迫使敌人的主力展开，当执行了这个任务时，即有计划的转移到后一个地区……运动防御是为着保证我们主力在有利条件下施行突击的机动，如过早的退出战斗或顽强的战斗，都不能保证这些条件的构成。”
对此，红军中最有能力的二个军团长，彭德怀和林彪也表示认同。
彭德怀谈到：在敌跃进和推进时，灵活的运用攻击的战术动作——侧击和短促的突击，来取得敌人资材，根据自己的特长和敌情，是有可能的；而且也只有这样积极动作，争取每次战斗的胜利，才能展开战役上的胜利，完成持久战略。
林彪说到：我主力所在地域如附近有敌，则诱敌和放敌大踏步，以便我主力在敌运动中消灭之，如我主力不在某地而该地有敌前进时，则应以一部兵力进行运动防御战，滞敌前进……我主力军到达后，如见敌工事尚不坚固，则以主力攻击之，如敌堡垒已极坚固，但联络堡尚未做好，则应佯攻与围攻其堡垒，而打击敌来作联络堡之部队或增援队。
这是一种运动战和防御作战的结合方式，就当时来看，还是非常实际的。可以说，短促突击是一种小规模的围歼作战。可以集中兵力避免红军的损失，又可以最大程度的消灭敌人，不用强攻敌人碉堡，削弱碉堡战术的优势。
这种战术本身没有问题，也是对付碉堡战术最可行的办法。但是执行起来问题却很多。
首先，由于国军采用稳步推进的战术，往往在碉堡几百米外用几日时间修筑新的碉堡。一旦遇到红军合围往往不战而迅速退回碉堡。此时红军如果追上去，就会变为攻坚战，损失严重。如果不跟上去，只能打到国军的皮毛，够不成大的威胁。
同时国军碉堡从四面漫长的沿线推进，一旦一个碉堡修建好就可以侧击，以火力支持其他碉堡的修建工作。红军也无法通过这种手段遏制国军各个方向的全面前进步伐。
用林彪的话说：在敌人堡垒外的近距离或从堡垒间隙中去求运动战，结果仍变成堡垒战，以大部队在这种场合想行短促而突然的突击，结果打响之后仍然不易摆脱。
其次，即使合围了少量国军，国军后卫部队往往也会从碉堡后及时增援。红军一样会遭受一定的损失。这个损失虽然较国军损失为少，但是国军有数量上的优势和源源不断的兵力补充，红军无法同样的恢复。
在决定苏区命运的广昌会战中，18天时间，双方都损失了数千主力部队（红军5000人，国军2600人）。但是红军恢复的速度，比国军要慢了好几倍。
最后，短促突击遇上的往往是国军1，2个团或者整旅推进的情况。国军突进数量过多，红军一样无法有效将其歼灭。因为如果短时间无法将其歼灭，国军就会后退到碉堡线后，以坚固工事作为屏障。而对于红军的战斗力来说，想在短时间内歼灭国军一个师似乎不太现实。
短促突击也是不得已的办法，它如果成功，就意味着国军犯了错误。如果国军不犯错误，短促突击是不会有什么战果的。其实如果红军有重武器，比如平射炮，打破碉堡战术的难度并不大。
国军的碉堡并非二战中出现的要塞和永久防御工事，用平射炮几炮就可以解决问题。在国共内战初期，国军也曾经一定规模的使用过碉堡战术，都被解放军用平射炮打的惨败。这些平射炮，还大多是是解放军的兵工厂土造的。但是一旦解放军没有平射炮和重炮，对付碉堡就非常困难。中野跃进大别山丢掉全部重武器，稍后就失去攻坚能力，只能做阻援部队，成为淮海作战的配角。
至于中共在之后的内战拥有大量火炮之后，不但此时的简易碉堡不是他们的对手，就是现代化的钢筋水泥永久性和半永久性防御工事也根本无法阻挡他们。1949年的天津战役，国军花费2年多时间，900亿法币修筑成的25公里长，5公里宽的1000多个碉堡群防御体系，在29个小时内就被解放军的500多门重炮打的土崩瓦解，天津也被攻陷。
总之，虽然短促突击在实战效果不佳，但是，短促突击中依靠碉堡防御的观点，中共的高层军事指挥官基本都是认可的。
即使在广昌战役失败以后，林彪仍然说：目前对敌在其堡垒火力的掩护推进筑垒手段，应采取以抗击方法迟滞其进展和以袭击之方法，求得消灭局部之敌人。
彭德怀说：自高虎脑防御战斗给了敌人重大摧击之后，谁都相信组织正确的运动防御是给敌人堡垒推进的有力回答，并也相信在目前的战争情况下，不只需要红军有极大运动力和突击力，而且也需要有坚强的防御力。
虽然这么说，但短促突击仍然无法抑制碉堡战术的成功。最终结果是，在五次围剿的战斗中，红军和国军消耗了几乎差不多的兵力。最终红军被合围在苏区腹地较小的区域内。这时候，红军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放弃中央苏区，跃出碉堡线的封锁，跳到外线作战。
红军被迫开始了著名的长征。
苏区人力上的衰弱
除了军事上衰弱以外，红军在兵源补充上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虽然一度发展到17，18万人的规模，但是这已经是苏区所能承受的极限了。由于长年的战争，红军自身兵力消耗也不轻，需要大量年轻的新兵进行补充，才能保证旺盛的战斗力。
但中央苏区本身就在贫穷落后的江西苏区，人口也比较稀少。在1933年，苏区人口总数不过300多万，适合兵役的成年男子不过60万人左右。但是由于忙于艰苦的劳作，他们普遍身体瘦弱，有很多人还有慢性疾病，能够参军的最多只有40万人。
还要除去政治不合格的比如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不可靠的人，满打满算能够服役的人约30万人。当时红军兵力征召几乎已经到了极限。红军原有4万多人，在从1933年5月到10月，红军新征集6万青年加入部队。11月到12月，又征集2.5万人。短短半年时间征集8万5000人进入部队，这个数量相当惊人。
通过大量征兵，红军到了1934年底，红军数量已经达到14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已经吸收了一半的可用兵源。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已经是很多了。因为江西苏区仍然以劳动密集的稻米种植为主要粮食来源，必须要有相当的男劳力从事农业生产。这种工作单靠妇女和老年人是不行的。
到了第五次围剿后期，由于红军在一年战斗中损失严重，开始大量征召新兵。据当时红军高层回忆：长征之前，红军队伍不断地扩大，各县男子已所剩无几。一九三三年长冈乡四百零七名青年中有三百二十名参加了红军，只剩下妇女和老人。瑞金县自毛泽东第一次到那里至一九三四年十月，近五万人参加了红军；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的一年里，有二万多人参军，仅一九三四年五月一个月就有二千人参军。
到了五次围剿快结束的时候，苏区适龄青年几乎全被参军或者成为红军的民夫，上杭县才溪乡，共有二千余人口，在一次一次的扩军后，乡里只剩下男青年七人。大量青壮年男子投入前方后，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
1934年4月，兴国县的红军家属达61670人，留在后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虽然苏区中央努力动员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并加紧调动地主富农举行强迫劳动，但劳动力缺乏仍然成为突出问题。
1933年1月，因为无法完成中央限期的征兵任务，中共福建省委书籍罗明曾向中央汇报：根据这个地区群众长期受战争苦害的情况，认为要在这些地方扩大主力红军，完成中央规定的扩红任务是困难的，而只能扩大游击队，因为群众要保卫家乡，愿意参加游击队（民兵），而不愿意参加主力红军离开家乡。
红军由于兵源不够，后期开始一定程度的强制征兵行为。甚至采用苏联红军卫国战争时期的包围征兵手段。有些地方扩大红军的办法是召集群众大会，把前后门关起，一个简单的号召以后，就要到会的一致报名加入，公开宣告，有一个不报名即不散会。
这样强迫征集的兵员各方面素质都无法保证。据1933年11月的统计，一军团补充区域到十一月十五日集中到区的是1663人，到补充师的只有728人，路上跑了935人。这儿还没有计算在乡村报了名根本未集中以及从乡到区逃跑的人数。大概算起来只集中了报名人数中的十分之三、四。
集中到部队中的人员情况也不乐观，许多地方不注意新战士的质量，把许多老弱残废拉来凑数。红军总政治部1934年4月统计，红军战士中16岁以下的占1%，40岁以上的占到4%，相当部分人员在三四十岁之间。
当时，国民党方面在与红军交战时也感觉到，一些红军部队素质不佳，老弱参半，不堪一击。
由于新兵过多且素质不高，红军战斗力也有较大下降。如：红五军团十三师是常常承担阻击任务的打硬仗部队，但大量的新兵补充使其进行实弹射击练习时，成绩非常不好，十人射击就有九人脱靶。
在广昌战役中，新兵表现出来低劣的素质的更令人惊讶。彭德怀说：七团有些新战士不会打手榴弹，敌人冲来时，把手榴弹交给班长打。近来又发现提拔干部时红军战士不愿意当干部的，比以前的数字增加。
训练缺乏使个别部队在作战中因伤亡（主要是因疾病和掉队）而损失的人数有时竟高达百分之五十。
红军缺乏训练，且多新兵，常畏缩不前的状况为蒋介石所注意，并以此为部下打气加油：现在赤匪军的精神与从前完全不同，据投诚的赤匪说，他们监视军队的政委，也不比从前那样认真了。从前匪内一般政委，的确自己能够上前督率，自己能够身先士卒，不怕死。但是这一般政委，到现在大半都打死了，而新来的一般政委，精神和能力都不够，稍微遇到一点危难的时候，他自己就恐慌的了不得。
苏区物资的缺乏
国军展开碉堡战术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封锁苏区和外界的一系列联系，尤其是苏区物资的来源。国民政府建立了多条封锁线，并且一再宣布：无论何人，不得直接或间接供给匪区或匪徒以任何粮食，违者应予枪毙。
蒋介石曾经说：匪区数年以来，农村受长期围剿之扰乱，人民无喘息之余地，实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严密封锁，使其交通物质，两相断绝，则内无生产，外无接济，既不得活动，又不能鼠窜，困守一隅，束手待毙。
蒋介石还说：将匪区严密封锁，是我们最重要的战略。以后对匪区封锁的种种办法，一定要密切实行，这一点比和匪区作战还要重要。
在蒋介石的“相通之关津卡隘，水陆要道，均成立封锁办事处”的命令下，环绕苏区建立了纵深200多里的封锁线。除了严格封锁以外，在和苏区相邻的国统区，一般老百姓食盐，煤油，日常百货一律采用配给制度，防止平民私下交易。
对原本就落后又忙于战乱的苏区进行经济封锁，实在是非常实用的招数。封锁导致苏区一方面物资极度缺乏，一方面苏区盛产的烟叶，大豆等无法卖出去。农民种出东西以后卖不掉，即使卖掉的所得，也无法买到基本生活必须品，困窘不堪。
除了粮食以外，包括盐，棉织品，火柴，药材，布匹，煤油等日用物资也全部是违禁品的行列。长达一年多的封锁和苏区大量青年参军导致农村劳动力不足。到了第五次时期，苏区出现严重的物资缺乏问题，其中粮食问题尤其严重。
1934年初，红军部队及政府机关食米不够供给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当时苏区已经出现粮食不足的可怕场面。稻米价格涨了三四倍且不易买到。
各乡交上去的公粮和实际需要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根据以往经验，上交的公粮和实际需要大约有50万担的巨大差距。粮食是军队作战和政府正常运作的本钱，如果没有粮食，苏区是会不战而垮的。
为了弥补粮食的不足，苏区使用了二种解决的办法。
第一，军队和政府主动节约粮食。
为节省粮食，苏区中央号召广泛开展节省运动，规定各级政府、红军后方机关、国家企业、学校等每人每天减发食米二两。随后，又号召苏区每人每月节省三升甚至三升以上的米来供给红军。即使这样，实际能够发放的粮食数量仍远远低于节省后的定量，当时，党政机关……每人每天只10小两（1斤为16两）粮食，分成两顿吃。最艰难的时候，红军一线作战部队甚至“每天只能吃八两至十两”。
第二，博古他们仿效苏联红军内战时期的做法，强行征收。
1933年12月，苏区决定成立粮食人民部，专门处理粮食问题，收集粮食被提到国内战争中一个残酷的阶级斗争的高度。至于派出征收粮食的干部，被成为突击队。苏区中央在正常粮食征收之外，先后决定向群众借谷24万担和60万担，严令各地派出的突击队不到任务完成不能调回。
突击队的干部采用了一切说服手段，让农民交出除了口粮以外的其他粮食。虽然采取了多种措施，粮食收集仍遇到许多困难。
1934年2月的粮食突击运动中，于都预定计划向群众借粮四万四千担谷子，结果只收到百分之十，胜利收谷也只有百分之十三，古田区、黎村区甚至没有收到一粒谷子，该县粮食部长明确说：于都群众现在根本没有谷子。
24万担粮食收集原计划1934年7月初截止，到8月初还没有完成，而7月中旬苏区中央又提出秋收后借谷六十万担，收买谷子十万担，加上征收土地税，要收集一百万担的粮食。这一目标在苏区地域已大为缩小的情况下，事实上更难实现。
在收集粮食遇到困难的情况下，相当多的苏区为完成任务强行摊派，部分突击队员在这个阶段采用强行征收的手段。瑞金、长胜等地甚至出现个别农民因缴不起粮食自尽的情况，引起中农的恐慌与群众的严重不满。胜利、于都等地因催收粮食发生群众要捉突击队员并向苏区集体请愿的事件。
除了粮食以外，苏区如食盐，煤油，布料都是无价之宝。其中食盐由于是必需品，更为重要。苏区可以生产一种硝盐，据说是用墙上的一种毛做的。虽然有盐的成分，但是苦涩不堪，无法下嘴。而且吃多了，还容易中毒。至于煤油之类，苏区完全无法自产，全部靠外界偷运进来。
当时苏区获得这些物资的手段主要有二种，一是和军阀陈济棠达成秘密协议，以苏区盛产的稀有宝贵的钨矿换取陈济棠的武器弹药和日用品，当时这些都是非常秘密的举动。
二是鼓励国统区商人冒险偷运进来。为了鼓励这些商人，红军以盐高出四倍的价格，煤油，电池等高出十倍的价格收购。
错误的政策
早期苏区曾经划过成分，当时地主和富农大约百分之七左右。这个数字对于贫穷落后的苏区来说，其实已经很高了。其实因为江西苏区过穷，很多所谓地主用全国观点来看最多只是富农。至于富农就更别说了。
五次围剿前后，中共却又搞了查田运动，说是要清查漏划的地主和富农。把地主和富农的土地一律没收，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要求消灭富农和地主，消灭富农经济。结果是，不但地主和富农被一扫而光，很多中农被错误的增划进富农地主的行列，遭到了斗争。
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富农和中农是农村生产力主要构成部分，他们大多是吃苦耐劳而且较为有头脑的农民。富农，中农遭受打击使得苏区生产力大为下降。
另外就是对自己内部的肃反扩大运动。这个运动造成相当一些的干部被斗争，大多数军政干部人人自危。严重影响了内部的团结和战斗力。
国军方面的政治和文化手段
蒋介石一直把第五次围剿说成：军事围剿，经济围剿，交通围剿和文化围剿。而蒋介石的智囊杨永泰更是把五次围剿说成：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除了军事手段以外，为了消灭红军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宣传优势，国民政府方面也相应的进行改进。
杨永泰把红军和苏区群众的关系比作鱼和水，他建议蒋介石的手段是把鱼水分开，竭泽而渔。具体的手段就是战略村，保甲制度和民团训练班。国军每占领一处地方，就勒令小村庄的居民搬入大村子(所谓的战略村)。而大村子由军队和民团驻守，从而切断老百姓和红军的联系。
另外，国军对当地民众进行反共教育和武装民团。中央规定各省都要划出许多区，每个区每年至少要训练出一个保安团，18到45岁的男子均要受训4个月。到1934年6月蒋介石在南昌召集8省保安会议时，豫、鄂、赣等8省的民团已扩大到1700万人，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民团负责本村的治安和逮捕通共的嫌疑犯，到了后期，民团也开始参战，国军比较不重要的碉堡已经由民团驻守，一定程度的缓解了国军正规军的压力。
政府方面为了消除马列主义对当地人民的宗教性影响。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剿共大本营还发起了“新生活运动”，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并以此为中心向全国推广，同时发行《新运导报》作舆论宣传。7月，蒋介石在南昌又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自任总会长。仅到1934年底就有15个省市完成建立组织的工作。发动此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使全体国民的全部生活都要合于礼、义、廉、耻，其实质是以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来教育老百姓。
除了对民众的宣传以外，国军还加大对军官和士兵的培训。1933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开办了军官训练团，第一阶段是在“围剿”前的7月到9月，先后办3期，每期3周，受训7500多人，着重进行军事训练。第二阶段是第五次围剿的后期办的，从1934年7月始到9月终，先后办3期，每期仍为3周，着重进行精神教育，即进行军人魂的教育。二次受训军官过万人。
训练的效果很明显，根据李德回忆，在五次围剿期间，国军只有很少士兵投降，叛变的则是几乎没有。比起以往动辄整师整营的投降，实在无法同日而语了。
尾声
国军碉堡战术已经进入尾期，他们开始攻打红军重要的战略要地。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广昌战役。县城广昌是北边进入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的战略通道和外围重要屏障，它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仅有100公里。一旦国军攻陷广昌，就封锁了中央苏区的北大门。结果广昌战役仅仅进行了18天红军就宣告失败，红军伤亡5000人，占参战兵力总数的五分之一。
随着广昌会战的失败，红军被迫开始准备从中央苏区转移出去长征，打破碉堡群的密集封锁。而蒋介石也乐于看到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因为对他来说，红军虽然已经被合围，但是毕竟有10万的主力。国军消灭他们至少要消耗7到8万的部队。这对于当时总兵力不过50多万的中央军来说，是不愿意承受的重大负担。
而红军在中央苏区多年，有着良好的基础。但是一旦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向少数民族众多的西部转移，也就对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原腹地够不成威胁。加上中央军尾随追击，红军绝不可能在这些地方发展到中央苏区的规模。
蒋介石和他的智囊们还决定利用红军来实现统一西部的大战略。十万红军向西部转移，必然要和西部军阀进行火并。无论谁胜谁负，双方的军力都会有损失。此时中央军以追击为名跟着进入西部诸省，就可以不用耗费自己的兵力收复这些省份，事半功倍。
这也是所谓的驱虎吞狼之计，利用红军这只虎，吞掉西部白崇禧，龙云，刘湘，王家烈这几个军阀恶狼，完成抗战准备中最为重要的收复西部的既定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