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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国门的巨大代价

(博谈网记者郑皓然编译报导)纽约时报和彭博社在中国的业务在本月底就会结束了吗?直到本周四,中国政府才向这些记者发放了记者证,允许他们申请居留签证,之前记者证一直被扣留。北京当局没有对此给出理由,不过这两家外媒对中国政府高官财产的调查报告可能与此有关。

即使这些记者获得了签证,中国政府的目的已经很明显:即在外媒记者的心中种下恐惧的种子,以达到控制他们将来的报道的目的。

外面的世界对于这两家新闻机构可能面临关门的前景感到震惊。但是对于那些敢于说出当局不喜欢的真相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做法很熟悉:如果你配合,你可以讲话。如果过了线?我们有对付你的办法。

这些办法中最久经考验的方法之一便是不许出入中国的边境。对于批评中国政府的人,中国边境早已经成为了一个政治收费亭:无论出境还是入境,你都要付出代价。

在1989年6月4日学生的示威以当局的屠杀结束之后,数十名被通缉的学生领袖,知识分子和政府顾问逃到了西方。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人想回家,通常想看望年迈的父母。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非常渴望在父母去世前见上一面,上个月他飞到香港去投案自首。他宁愿冒着坐牢的风险。但是他的计划没有带来预期的结果:香港当局,显然受到了来自北京的指示,禁止他入境。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13条说:“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祖国,并拥有返回自己国家的权利。”但是中国人没有。

也有人被允许入境,但是付出了代价。陈一子,赵紫阳的前高级顾问,被允许回国参加其父亲的葬礼,前提条件是他不能开口说话并迅速离开。苏晓康,杰出的新闻记者,被允许回到中国参加父亲的葬礼,但是不许在葬礼上发言,送花圈,甚至参加葬礼。只有无人在场时,他才可以去看父亲的遗体。一名现任美国新闻机构记者的天安门人士被允许回国,但条件是便衣警察要如影随形的跟着她,她也不能对任何人说她回国了。苏绍智,在1989年逃离时曾经是北京马列研究所所长,在美国生活到老年,谈判后被允许回国,条件是他要封口。

最凄惨的,或许,是刘宾雁。他对腐败的揭露,可能使他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受爱戴的作家。1987年被驱逐出党,1988年被流放,2005年在新泽西州去世。中国驻纽约领事馆的官员,好几次提出了如果他缄口就允许其回国的条件,但是他都拒绝了。他的遗体火化后,其家人带着他的骨灰回到了中国(秘密的,怕连骨灰都可能在边境被拒绝入境),在一块墓碑下下葬。刘宾雁已经为自己选好了墓志铭:“这里躺着一个中国人,做了一个人该做的事,说了一个人该说的话。”石匠告诉其家人这些话不能刻到石头上去:“上级说了不行”。刘宾雁家人决定,暂时就用一个空白的墓碑表达心声。

虽然有些中国人被禁止入境中国,但更多的中国人,以政治理由,被禁止出境。吾尔开希不顾一切的想要进入中国,是因为他的父母拿不到护照离不开中国。拒发护照是政府阻止出境最常见的方法,但也有其他方法:每年联合国主办的人权研讨会,每年都有一些中国受邀者,尽管持有有效护照和签证,却被挡在机场。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甚至不能到90英里之外的香港参加她的纪录片放映活动。

对于中国的汉族人,一般的规则是,如果没有证据表明一个人或其家人是“麻烦制造者”就可以拿到护照。对于藏人或维族人,整个民族都是嫌疑犯,规则是倒过来的:除非有政府的支持,否则无人能拿到护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从1990年代以来,像刘宾雁,苏晓康,陈一子,苏绍智和其他了解共产党文化又生活在美国,并且仍然愿意越过危险红线完全讲真话的人,却没怎么在华盛顿举行过听证会。中国官员把他们描述成党所代表的主流之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当西方政府承认它的时候,我们就输了。

本文译自林佩瑞(Perry Link)12月20日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的评论文章。林佩瑞是著名汉学家,现在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中国文学。

原文: Paying a price to cross China’s b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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