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九一八中他们丢尽了东北人的脸面
在东北大部分沦陷以后，日军暂时无暇进军关内，而是忙于满洲国的筹建。为了转移国际视线，顺利建立伪满洲国，日军又在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变。驻防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在中央的命令下奋力抵抗。
当时的国民政府也在内外交困的极端情况下顶住压力，很快作出反应：把中央军绝对精锐的三支部队德械87师，德械88师和中央陆军教导总队派往上海支援。
这仗打的很不错，逼迫日军大本营在一系列失败后阵前三易主帅，连续更换了三个前线指挥官。
但是毕竟双方的军力差距明显，上海血战三个月后，以双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日军退回上海租界为结束。
此时伪满洲国已经建立，关东军的视线随即转向关内。
当年的中华民国东北并非三省，而是包括四个省(黑，吉，辽，热河)和一个特别行政区(哈尔滨)，热河省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日本早在九一八刚结束的时候就公开宣布：热河省是满洲国的一部分。
日本同时宣称：将要对热河省的采取的军事行动，只是满洲国处理自己的内部事物。
从军事战略上来说，日本如果要进攻中国关内，进一步蚕食中国的华北地区(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和绥远)，就必然要首先占领地跨关内外、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热河省。
在这次热河会战中，东北军再一次遭遇可耻的失败，甚至出现稍遇日军打击就全军崩溃的局面。还创造了被日军一百多个骑兵攻陷原本有二个旅驻守的省会承德的耻辱性记录。
这种灾难性的失败并非单纯战力上的差距，而是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会战中，张学良和东北军少数高层军事官员又一次显示了自己的军阀本质和能力上的缺陷，加上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在热河七年时间的倒行逆施，最终导致了热河抗战的失败，华北的全面危局，也最终让张学良自己下了野。
这篇文章就是围绕着热河抗战和张学良的下野来说的。
背景
自从张学良公然违抗南京政府的严令，擅自从辽宁省的锦州辽西一带全部撤军以后，东北的广漠大地上已经没有东北政府军有组织的抵抗。
有的只是不愿意作亡国奴的无数不愿意逃跑的东北军战士，爱国学生，工人，农民，还有地方民团，保安队，甚至还有地下秘密结社和土匪武装。他们组成数百股抗日义勇军，誓死抵抗日军。
到了1932年4月伪满洲国建立的时候，抗日义勇军数量已经达到20万人。他们四处出击攻击日伪的据点。一年内，义勇军攻打辽宁和吉林的各大城市就有30多次，其中攻打沈阳11次，攻打长春6次，哈尔滨也被袭击了3次。其中沈阳和哈尔滨的日军机场，抚顺的发电厂都被义勇军摧毁。东北的众多铁路和航运路线都被义勇军破坏和切断。义勇军还占领了东北相当一部分的区域，其中辽宁省大部分县城都被义勇军占领，吉林的也有约18个县城被义勇军控制。
据时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的岗村宁次回忆，他在视察北满的4天内，就在飞机上三次看到大队行军的义勇军战士，还看到了二名被义勇军重伤的日军高级军官。
由于义勇军势力强大，当时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大部分地域内，只敢龟缩在少数据点和大城市，连白天也不敢随意外出。
关东军因为要对付数量众多的义勇军，暂时无力继续执行他们的“中国征服战”。
义勇军虽然在当时势力很大，气势也很猛，但是自身存在比较严重的缺陷，很难和日军长久对抗：
一、义勇军的成分复杂，没有统一的指挥机构，各自分散作战
义勇军成分复杂，除了原属东北军没有退往关内的成建制的军队，训练有素的东北武装警察以外，还有大量民众的自发武装组织(如民众自卫军，抗日救国军)，地方民团武装，秘密社团(大刀会，红枪会)，关内爱国青年组织的义勇军(以东北籍学生居多)，甚至还有不少土匪武装。
这些部队分成数百股，每股从几百人到上万人不等。他们分散在东北四省各地，基本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指挥，互相甚至不知道其他义勇军组织的存在。
这样一来，每股义勇军最多能够和日军一二个联队(日军一个联队标准配置为3800人)对抗。而日军往往使用一二个旅团(一个旅团一般包括二个联队，加上旅团属部队，大约1万人)配合大量伪军的强大兵力，集中攻击某股义勇军，义勇军怎能抵挡？这样一来极容易被日军各个击破。
很难和训练有素的日本数万正规军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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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斗力普遍较弱
从战斗力来说，义勇军中战斗力最强的是原东北军正规军，他们的武器装备较好，弹药也比较充足，士兵训练有素，战力较强。这个强也是相对而言，其实装备不过一些步枪机枪手榴弹之类，火炮基本是0。
而其他的义勇军装备更差，人员素质也参差不齐，往往五六百人才有几十支枪，弹药严重不足。
至于红枪会，大刀会，民团，土匪等武装，干脆连枪都没有几支，主要使用土枪土炮和冷兵器作战。
另外，相当一部分义勇军由普通老百姓组成，不要说士兵，就是连军官也没有什么作战的经验，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连作战地图也看不懂。
有些义勇军作战非常勇敢，敢于正面和日军硬拼硬打，誓死不退。但是却没有什么战术素养，一遇到日军战术包抄或者侧击，就全线崩溃。
三、没有可靠的后援
因为东北三省已经沦陷，义勇军的后援补给主要靠自己筹划和关内援助。
当时东北的情况比较特殊，地域广大，但是人口稀少。
在战争初期义勇军多在人口密集地区活动，自筹补给难度较小。
后期在日军打击下，被迫退往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加上日本又采用战略村集群化居住，往往几十里没有一个村子，义勇军很难生存下去。
另外张学良和关内各大爱国团体还有对义勇军的援助渠道，主要通过热河省把大量的枪支弹药现金医药等交给义勇军。
但是这些通道并不可靠，而且要在战斗中送到地处敌后的义勇军手中也非常困难。
所以说，这些义勇军如果能够团结起来，借助东北的有利地形和人民群众的支持，采取长期游击战的形式，还是能够和关东军对抗的。
但是，他们大多采用了错误的策略和战术，互相没有有效的协助，甚至还有相互火拼的现象。结果必然被日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了。
而日本方面则有丰富的对待非正规军队的经验，他们采取了相对正确的战略。
日本方面为了消灭义勇军，在一年的时间内使用了3万多关东军精锐，配合伪满军队约5万人，发动了数次规模空前全面的“勘定作战”，对手是义勇军中兵力最为雄厚的几支部队。
虽然义勇军总数是围剿日伪军的2，3倍，但是他们分成几百股，最大的一股也不过一，二万人。
日军集中局部的优势兵力，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首先击败了几股战斗力最强的义勇军武装，然后进行拉网式的清剿。
各自为战的义勇军各部在日军精锐部队的打击下，损失严重。
同时，日军还采用三光政策，在义勇军控制的地区到处烧杀奸淫。在1932年到1934年二年内，被日本人勘定作战中杀害的无辜百姓有明确记录的就有7万人之多。除此以外还采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在东北建立了大量的无人区，从而削弱义勇军的群众基础。
这样的战斗进行了一年时间，义勇军大部分主力被击溃，伤亡14万人，4万人投降或者被俘，还有5万人退往热河省，约1万人退往苏联境内。剩下大约15万人退往山区和边远地区继续作战(部分义勇军一直坚持作战到1945年，但是他们对满洲国已经够不成大的威胁了)。
在基本消灭了义勇军对满洲国后方的威胁以后，关东军开始把眼光盯往关内。
前奏
重要的热河
热河省这个名称大家也许比较陌生，它其实是中华民国时期的东北四省其中的一个省份。
它的面积19万平方公里，和现在的江苏省差不多大，人口有450万。当时的热河省包括现在的河北省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部，辽宁省的南部，该省在1955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撤销。
热河省最有名的自然就是省会承德，它在清朝时期是满清皇帝的行宫——避暑山庄所在。据说避暑山庄内有一条仅有数十米的河流，是由地下温泉形成，终年温热，四季不结冰，热河省的名字由此而来。
热河虽然面积不小，但是省内多是高原地带，物产贫乏，经济比较落后。
虽然经济上一般，但是热河省的地利位置非常重要。自古以来热河省内各个城市都是塞外的军事重镇，全省地跨内蒙古高原和东北的松辽平原，是东北和华北的最后门户和战略枢纽，千年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历史上的大宋，大明和满清都在热河建立众多防御要塞，用以作为关内的屏障。
同时，热河地带多为高原的山地，到处是崇山峻岭，高山险隘，从战术上来说是绝对的易守难攻之地。对于中国来说，华北地区多为平原地带，从平津往北只有热河省一块高地的防御优势地形。
如果能够保住热河，那么中国对待东北的日军就保有战略进攻的态势，一旦有机会可以随时反击，收复东三省。同时可以利用热河省，对关外坚持战斗的义勇军进行源源不断的物资支援，对东北的日军是一个很大牵制。
但是，如果中国丢失了热河，那么华北平津一带就无任何地理屏障，只剩下古代的万里长城而已。砖石结构的万里长城对于冷兵器时代的游牧民族来说，可能还是防御的利器。但是一战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于现代化的新式军队来说，残破的长城根本是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一顿重炮或者几个工兵携带一个大型炸药包就可以炸出长城的缺口。
自古以来，在东北的异族如契丹，女真，满清等入侵，必须首先攻占的就是热河省，一直打到长城边。热河地区一旦失守，定都在北京的众多王朝如北宋，大明几乎都灭亡了。
对于热河的重要性，中日二国当然都是心知肚明。
日本方面
日本方面在1932年3月建立伪满洲国的时候就把热河省划入满洲国的国境内，多次公开宣布热河省是满洲国的领土。
九一八事变占领锦州以后，关东军精锐第八师团就驻扎和热河近在咫尺的绥中一带，并且频繁骚扰热河省边境。
1932年7月，日本在刚刚获得对义勇军的取得初步胜利以后，就借口权四郎事件（石本权四郎为关东军的特务，接受任务前往热河策反当地军阀叛变。结果石本在火车上被得到情报的义勇军李海峰部士兵捕获，随后被义勇军以间谍罪枪决），用装甲部队配合数百日军攻击热河东部城市朝阳，还出动飞机零星轰炸热河各大主要城市。当地义勇军坚决抵抗，以游击战四处袭击进攻朝阳的日军。日本没有占到什么大便宜，很快被迫后撤。
这只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目的是看看热河省东北军的实力和抵抗意志。
此时日本国内发生了重大的政治事件。5月，日本军部一派少壮军官发动了五一五血腥政变，杀死了包括首相犬养毅在内的众多内阁重要成员，袭击了首相官邸，日本警视厅，政友会本部和三菱银行等重要部门，从而摧毁了日本资产阶级民主内阁的基础。
日本军部借机很快宣布紧急状态，建立了由军部控制的新内阁，由海军一派人物担任内阁首相。自此，日本政治开始完全由军部控制。强硬的军国主义份子控制了国家的一切，军国主义国家也正式全面形成。
日本军部随即对众多的军政岗位进行调整，由军部一派的心腹人员上任。8月，日本军方的著名将领武藤信义接任那个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本庄繁任关东军司令。
武藤上任的目的就是更好的贯彻军部的所谓东亚圣战计划，第一个目标必然是热河省。
关东军此时兵力已经扩张到6个师团，4个混成旅团，2个骑兵旅团，约10万人。而伪满洲国军队在日军扶持下扩大到15万人，主要是九一八时叛变投敌的东北军士兵，还有一些地方流氓土匪武装。
日军重新调整部属开始在热河边境和山海关一带大量集结部队，热河形势十分危急。
中国方面
此时中国方面又是什么情况呢？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广东一派以无能卖国的罪名迫使蒋介石辞职下野。之后，一直宣称要和日本断交决战的广东一派政府终于发现自己面临内忧外患的可怕局面，而这种局面是蒋介石面对了十多年的。
除了经济财政面临可怕的崩溃以外，各地军阀一面高喊着抗日，实际根本不把中央命令放在眼里，也不愿意出一兵一卒。中共已经在江西腹地建立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且迅速向外扩张，严重威胁中华民国的心腹之地。苏联占领外蒙之后，垂涎于内蒙和新疆，并且在这些区域扶持自己的势力。日本占领东北以后继续向关内虎视眈眈。
之后，一二八事变很快爆发，日本进攻上海，各地军阀坐视旁观。此时广东政府感觉再也无法支持下去，宣布集体辞职。蒋介石重新上任掌握军权，行政权力由广东一派的汪精卫负责。
在一二八事变成功阻挡日军的进攻以后，蒋介石继续执行既定的长久抗战计划。
当时的中国几乎所有高层军事政治人物（包括毛泽东）都认为，衰落分裂的中国在当时无力和日本全面开战。
关键原因是由于满清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和中华民国初期的分裂和内战。中国从清朝末期开始长期积弱，经济政治军事各个方面发展都停滞甚至倒退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双方的国力总体相差不大，但是军力已经有了较大的差距。甲午以后的日本却是埋头发展了几十年，而中国陷入崩溃，内战几十年。一正一反，到了1930年，双方无论综合国力，工业，农业，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都已经相差很大。
除了各方面的差距以外，更惨的是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的统一。蒋介石的北伐只是形式上统一全国，并且消灭和改编了实力最强大的几大军阀。之后的中原大战中，除了东北张学良以外，蒋介石已经成功的击溃了中国当时的大军阀，剩下的军阀实力大损，他们一般只能控制一个或者半个省份，军力和财力都无法再和中央对抗。中央击跨他们只是时间问题，中国离真正的全国统一并不遥远了。
但是此时却又出现了另外一股强大的新势力，就是中共。
对于当时的蒋介石来说，军阀多是为了个人私欲的草头王，他们既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主张，也没有什么严明的组织和机构，并不足为惧。
中共却是有鲜明政治主张和精炼有效的组织机构，马列主义这一套对中国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
中国历史上没有政治主张的起义军都不难对付，即使政府军队不作进剿，这些起义军往往都会在内斗和腐败中瓦解。但是有政治主张或者宗教色彩的起义军队都是很难对付的。
远的不说，太平天国以拜上帝教作为主要宗教在满清腹地江南一带割据十多年，还有和满清作战长达几十年之久的白莲教，另外还有坚持斗争几十年，前仆后继不畏生死的中国国民党人。
所以说，中共和军阀不同，他的威胁要大的多。况且当时世界上还有一个强大的共产主义国家苏联，在给予各国的共产党强有力的支持和援助，它们实在不是各地的土军阀可以比拟的。
对于国民政府来说，不管占山为王的地方军阀，还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威胁国家统一的分裂割据势力。如果不能收编招安，就要立即斩尽杀绝，决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和动摇。因为外面还有日本这个恶狼时刻的盯着，如果不能迅速解决内乱，是根本无力和强大的外寇作战的。
况且中共的苏区在离南京不远的江西，湖南湖北，浙江等地，并且向外迅速扩张，用蒋介石的话说：一不小心就打到南京来了。
这样形势如果是在今天的中国，恐怕每个中国网友都是无法容忍的。
至于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政策是毫无疑问的正确。
我们中国人确实有一些合作方面的问题，用外国人的话来说就是：中国人习惯沉溺于内斗。
如果中国一旦团结起来，消灭内部的分裂和动摇，就是一个可怕的强大国家。
但是如果相反，那么中国就会是一个人人可欺的弱小国家。
历史上如果是统一的中国，哪怕是腐败文弱的南宋，也可以集中兵力民力抵抗当时无敌于世界的超级军事帝国——蒙古达到四十多年。
但是，如果是分裂的国家，是很容易被外族击破的。
远的不说，大明亡国就是执行了先攘外后安内的错误政策的好例子，这也是抗战时期周恩来自己分析过的。
大明始终使用一流部队防御东北的满族人，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虽然大明军队对满清少有胜迹，但是直到李自成攻陷北京，满清仍然被阻挡在山海关外，不敢全面入侵中国。
可惜大明虽然防御外族比较成功，但是崇祯只能使用二三流部队对付李自成，被李自成战斗力差劲的农民军一路击溃。结果是虽然防御住了强大的外族，但是被李自成的闯军攻陷了北京。大明皇帝自杀，中国自己失去了统一的指挥，民族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了。
结果是，山海关的大明军队在进退维谷下，献关投降满清军队，战斗力低下的李自成部队很快被满清打败。而此时明朝的南方半壁江山仍然在汉人手中，还有几十万的军队，如果使用得法还是可以划江而治的。可惜由于大明皇帝已经自杀，大明中央政府被摧毁。南方的明朝地方政府分裂成好几个势力，根本没有统一指挥，最终被满清轻松的各个击破，人口是满清几十倍的大明在短短一二年内迅速亡国。
历史是一面镜子，这些告诉我们抵御外寇必先统一中国的重要性。
另外，中国的历史还告诉我们，在和外寇决战之前，必须消灭地方割据势力的另一个意义。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又有统一的文化传统。如果单凭武力，是很难被外族灭亡的。但是，如果有大量的汉奸叛变作为内应，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满清就利用吴三桂，洪承畴等大量熟悉中国内情的汉奸，或是打头阵，或是出谋划策，进展都是出人意料的顺利。
三国时期，张飞利用四川降将严颜，居然取得了比诸葛亮还大的功绩，这些都可见一斑。
而在抗战的很多战役中，汉奸的叛变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比如王劲哉小王国的毁灭，东北抗联的覆灭等等。
所以包括德国顾问在内的所有军事专家都认为，中国抗战是持久抗战，而抗战之前必须先消灭割据各地的军阀，防止出现大量的汉奸投敌的情况（实际上六十万汪伪军队基本都是地方军阀部队投敌，并没有什么中央军）。
事实上中国就是按照这种方法去做的，也比较成功。
抗战八年内，二十二次主力会战中，并没有出现伪军作为主力和国军对抗的局面。
汪伪的部队数量虽然也不少，但大多是一些流氓匪类，无力和国军正规军作战。汪伪军队只有在和非正规军，比如八路军和新四军交手中才起到一定的作用。
另外，作为持久抗战，还要把中国的中部和西部这些复杂的地形作为持久抗战的基地，就必须消灭割据在此处的地方军阀势力。
所以说，中国和日本的战斗如果要想获胜，就必须是全面开战，之后把日本拖跨。
但是，作为一个对民族负责任的政党来说，这个全面开战的时机必须好好选择。
如果选择错了，就会让无数优秀青年多余的丧失生命，让民族承受不应该有的损失。
这些人都有家庭，都有父母妻子，每一条生命都是宝贵的，国家的领袖应该对其负责。
就当时中国内部来说，如果在内部还没有统一的情况下擅自开战，分裂的各省就很容易被日本策反分裂。日本会像在东北一样，扶持中国人对付中国人(用伪满军队对付义勇军)，以华制华，事半功倍。
同时为了在和日本的对抗中取胜，还必须建立一支较为现代化的中央军队，建立基本的国防军工和动员体系，还有战时的经济和财政基础制度。这一切都是现代战争最基本的基础。
一战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落后且没有战争基础的国家有可能取得一二次战役的胜利，但是是无力赢得整个战争。现代战争，说到底就是综合国力的碰撞和对抗。后期美军一路势如破竹的打垮疯狂的日本和纳粹德国就是最好的例子。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善于把握外部的环境，最大程度的获得外援。
在1933年前后，随着希特勒的上台，欧战已经难以避免了。德国迅速的复兴，意大利独裁政权建立。当时日本的目的就是称霸东亚和东南亚，而这些地盘都是英美法荷等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的地盘(他们都是同盟国一方)，而德意所谓的轴心国在这些地方都没有任何利益点。简单的说，日本未来的选择只有二个：
一是被迫放弃在东亚和东南亚的霸权野心（1941年美国就以日本从中国撤军为条码，对日本开始石油等重要战略物资的制裁），二就是站在轴心国一方向英美法宣战。
期间没有中间道路可以选择。
当时英法二国的国力相加已经和德国意大利基本相当，更不用说英法身后还有强大到可怕的美国苏联。
日本一旦加入轴心国行列，是很难有什么胜机的。
所以中国抗战最终必然会胜利，也必然会受到英美等国的支持，连苏联出于战略目的也会支援中国。如果日本不能短时间出人意料的灭亡中国，那么中国抗战长期前景是非常光明的。
所以，对于中国的最好选择就是，一方面尽可能的把日本阻挡在华北，一方面迅速消除内部军阀和中共割据势力，并且建立现代国家的雏形。还必须尽可能的等待欧战的爆发，从而赶上同盟国的顺风班车，最终击溃日本侵略者，收复失土。更重要的是，借此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复兴。
实际上，中国军队在1945年获得部分美国的装备和制空权以后，从战斗力上已经不比日本差多少。装备部分美军老式装备的国军（参战国军只有大约不到一半部队装备美式装备，而装备也是美军二战前的老装备，这些装备在美军自己序列中已经淘汰），在人数占优势的情况下，独立击溃了十万日军，获得了湘西会战的全面胜利。
如果能够在抗战初期就达到这种水平，中国是可以独立获得抗战的胜利的。至少不至于损失如此惨重。
但是，不要说1931年的中国到处都是一片混乱，和日本全面开战恐怕是百分之百的失败。
就算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时，中国还远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工作。
当时蒋介石把红军赶出中央苏区后，就立即开始新式军队的整编工作。原本计划是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利用德国陆军普通二类师的标准装备，建立80个现代化步兵师(大约100万人)，用以将来收复东北。
当时的德国出于地缘战略(需要牵制苏联和涉足远东)和垂涎中国的丰富矿产资源(中国有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军事工业所必须的稀有矿藏储备，这是资源匮乏的德国国防军的复兴道路上急需的)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时候总共才编组了55个师，而且德式装备还大多没有运到，部队主要还是以国械为主有很少量的德械，只有不到30个师的中央直属部队装备了一部分德械装备，其中3个师全部装备了德械，这些部队仍然在抗战中起到重要作用。
但是，中央军不过80万人左右，中国还有多达100多万的军阀和地方保安部队。1939年到1944年前后，这些军队的装备，训练，兵源素质，按照西方标准甚至称不上是民兵武装。用今天的标准来看，顶多相当于武警部队。
过早开战的结果是，到了1945年，中国已经损失了300万的军队（其中头四年损失就近2百万人），元气大伤，无力全面击败侵华的日军了。结果是抗战胜利以后，虚弱的中国无力和列强对抗，仍然丢掉了外蒙古和东北的一些特权。
战前准备
此时蒋介石一方面勒令张学良务必集中兵力防守热河省，一方面试图使用江西剿共前线的六个主力师的中央军前往热河增援。
同时根据德国顾问的建议，采用新式战术，集中优势部队，准备发动第四次围剿，要在1933年1月前彻底击溃中共，消除内部分裂势力。
但是张学良对于中央部队的进驻顾虑很多，对于他来说，中央军和日军没有本质的不同。
中央军如果进入热河和日军开战，无论最后谁获胜，热河的地盘最终也不会落到他张学良的手里，这是他极其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一番讨价还价后，张学良最终允许宋哲元，商震等人的晋军，西北军开入华北平津一带作为支援。因为热河不是他们的地盘，这些战斗力较弱的杂牌军队短期是无法站住脚的。
但是张学良对待热河抗战的态度是非常矛盾的。
一是张学良自然也明白热河省的重要性
即使不谈国家民族，就说说张学良出于自己考虑，如果丢了热河，张也是自身难保的，日本占领热河以后必然会很快进攻张学良在华北的地盘。此时的东北军已经丢掉了东北四省中的三省富饶地域，还丢掉了相当数量的武器装备和大量的财富，东北军的战斗力也大大削弱，兵源粮饷都无法有效保障。如果再进一步丢了华北的地盘，张学良自己也就要玩完。所以热河保卫战对于张也是必须要打的。
二是东北军方面
东北军士兵当时听从张学良的命令从东北逃到关内，立即被国内媒体骂得体无完肤。作为军人不能保护自己的乡亲，连普通东北军士兵也觉得无脸见人。东北人本身就是性格火爆，此时军内更是群情激愤，都要求马上回师和日军决战，打回老家去。
除了这个原因以外，由于丢了东北的地盘，东北军的粮饷都无法有效保障。基层官兵的薪水减少了三分之一，还不能按时发放，官兵自己生活都成问题，养家更是别想了，军心浮动，怨声载道。
张学良如果不打恐怕无法在东北军内服众。
三是舆论方面
当时国内舆论针对张学良的也很多，纷纷要求他守住热河省，将功赎罪。铺天盖地的舆论压力，张学良也无法不重视。
四是热河确实是防守的好地方
热河的地形特殊，山地众多，易守难攻。日军的重炮和坦克比较难以发挥威力，飞机的空中掩护也比较困难，很适合东北军在这里打防御战。
但是相反的是，张学良又认为热河保卫战不好打。
一是张学良知道认为热河一带的地形虽然适合防守，但是这类高寒高原地带是最适合日本关东军发挥威力的地方（关东军的最初的目的就是对付西伯利亚的苏联军队，特长就是在高寒高原地带作战）。后来关东军曾经和苏联军队在哈桑湖和张鼓峰交手，并没有落丝毫下风。
东北军之前因为收复中东铁路曾经被苏联打的全线崩溃，真的打起来恐怕不是关东军的对手。
况且用何柱国将军的话来说：热河虽然山多利于防守，但是山隘也多，无法面面俱到。日军很容易从各处突进合围。这就要求指挥官有比较高的战术素养。如果指挥不好，或者过于恋战，就很有可能被日军绕路到后方合围歼灭。
如果张学良把本钱全部投进去和日本拼光了，最终热河又没有守住。自己就是鸡飞蛋打，丢了地盘又丢了本钱（军队）。所以张对到底投入多少部队去打，还是比较犹豫的。
二是张学良知道热河的土皇帝，他爸爸张作霖的老弟兄汤玉麟除了年老昏庸以外，还和日军秘密勾结，很不可靠。但是出于各种自私的目的，张学良又不想根据中央的命令撤换汤玉麟或者把汤玉麟干掉。
因为在张学良看来，汤玉麟还有利用的价值。况且汤是热河的地头蛇，并不太好对付，他和日军的勾结还可以作为张学良和日本的缓冲。
三是张学良始终对中央保有戒心，一旦自己和日本拼了本钱，实力大损，而中央军又以增援为名，乘虚进入他的地盘。他到时候恐怕是无力抵挡的。如果真是这样，怕就是赤壁之战的曹孙互拼的结果，二国各自损失大量兵力以后，反而被刘备乘机兴起夺取了荆州。
综上所述，张学良认为热河抗战要打，但是自己不应该投入过多的部队，也不应该把自己的部队突入热河腹地。因为如果日军进攻热河的部队行动迅速，自己的部队如果突入过深，有可能被日军合围在热河北部中部歼灭，这是张学良最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张决定把汤玉麟的部队和部分义勇军放到热河北部一线来打头阵，自己的部队则在中部和南部设防。部队应该节节抵抗，以较小的损失退到热河南部和长城沿线。
之后就是利用晋军，西北军或者中央军为主力进行反击，或许有可能获得热河抗战的胜利。
这样既对全国有了交代，又保住了东北军实力，同时还有获胜的可能。
出于以上的原因，张学良对于热河抗战总体比较消极，他的主力部队迟迟不进入热河，同时拒绝了中央军六个师开进热河的支援要求。
序幕
日军要进攻热河，就必须首先进攻地处关内外重镇，也是扼守关内外铁路枢纽的天下第一关――“山海关”。
山海关地处热河，辽宁，河北交界处，是万里长城的东部起点，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而且此处多是陡峭的山地，非常适合防守。大明以此处作为抗拒满清的最后支点，抵抗了满清十多年。
当时从关外进攻关内有二条通道：一是经过山海关，二是经过热河省。
日军如果要进攻热河省，就必须首先攻占山海关，控制关内关外的交通枢纽，同时消除进攻热河的侧翼威胁。
山海关战略地位虽然重要，但是此时中国军队已经根本无法有效防守这个“天下第一关”。
由于前朝满清的腐败无能，慈禧太后以无法想象的弱智观点，和当时世界主要的十几个强国同时宣战，最后自然落到了惨败的命运，北京被八国联军攻陷，中国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根据这个条约，中国军队不得在山海关建立任何永久工事（这一点让中国守军非常的不利）。
同时根据条约，北京到山海关一线的重要战略据点（比如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地）都有英法日俄等十一国驻军。
其中日军从1902年开始就在北京到山海关驻军约2000人。之后的30年内，日本又通过日俄战争等条约，逐步增加驻军的数量。
到了1933年，日本在山海关常驻守备队有300人，并且修筑了坚固的永久性工事，贮备大量的军火物资。离山海关不远处还驻有装备飞机重炮的日军4000多人。日军还在山海关海域部属强大的联合舰队，随时可以给予地面部队火炮支援。
而当时山海关南边的秦皇岛也被日军控制，日本海军陆战队可以随时登陆秦皇岛，从侧后方增援山海关的日军守备队，也可以轻松切断山海关守军的退路。而山海关的东北方向也有日军的据点。
至于山海关内，日本守备队和东北军守军各占领一部分，据负责山海关等地区总体防御的指挥官旅长何柱国将军回忆：我当时的司令部所在地临山海关城，南门外车站就驻有日本的守备队，车站南不远则是日本兵营，东门外不远又是关东军，因此山海关的南门和东门都在日本驻军的监视下，我们只有北门和西门可以自由出入。……山海关既在沿海日本海军的大炮射程之内，西南不远又有秦皇岛的日本驻军可以随时切断我们的后路。同时，山海关东北有五眼城至吴家岭之线掌握在关东军手中，这一线地形高于长城之线，居高临下可以控制山海关。
何柱国认为，当时山海关日军已经占有绝对优势，又从后方切断了东北军援军的路线，从军事上来说是山海关基本是守不住的。
老萨简单来说，山海关已经是中日共同占领，中国军队其实处于日本的包围中，防御优势丧失殆尽。
除了军事上的问题以外，张学良对部下提出的是不战、不和、不守、不走八字战略，还有就是所谓排除万难，避免冲突的方针，希望和日本保持相对的和平，能拖就拖，不希望尽早和日本开战。
这些莫名其妙的命令，让东北军前线指挥官无所适从，不知道到底是打还是走，要不要做战斗准备？
而山海关作为扼守关内外的交通要道，是日军志在必得的首要战略据点。
中国军队在山海关的守军是东北军第9旅，旅长是何柱国将军，其中626团以一个团的兵力防守山海关（2000人左右，该团装备较差，只有2门迫击炮）。
日军采取二种策略对付山海关的中国军队，一是用诱降的手段，派出山海关守备队长试图收买何柱国将军。由于何将军曾经在日本陆军军官学校就学，所以日军派出何的校友，试图以重金（一次给200万日元）和满洲国的高位收买他。但是何将军有很高的民族气节，对这些软手段不屑一顾。
日本见收买不成，开始转而采用军事打击和威胁的手段。日军守备队早在1932年5月就开始向中国守军挑衅。
12月初，日军借口城内藏有义勇军战士，从装甲列车上开炮轰击山海关的中国守军。中国守军开枪还击，日本随即调集一个团的增援部队向山海关附近靠拢。不过此时日军的军事准备还没有完毕，所以没有向中国守军全线进攻。双方交涉一通后停战。
12月底，日军已经在山海关附近集结了近一个旅团的部队3000多人，配备重炮30多门，坦克20辆，还有装甲列车2辆。山海关的日本守备队已经控制了山海关的二个主要城门，拒绝让中国士兵在这二个门进出。
1月1日，日军密令山海关的日本侨民全部撤离该城，同时驻天津日军司令中村发表《告同胞书》，无耻之极宣布大日本皇军要严惩和平之暴敌——驻守山海关的东北军(侵略者居然还有脸说什么和平，老萨非常佩服日本人脸皮之厚)。当夜日军火车满载2000多名士兵赶到山海关，山海关日军总数达到3000人。
当夜日军向山海关守军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立即撤离山海关。中国山海关守军为石世安的第626团士兵，石团长严词拒绝。该团士兵也都决定和日军拼了，绝不走九一八不战而逃的路。其中防守南关的营长保定人安德馨，更是发誓与城共存亡。
2日，日军在飞机和重炮掩护下，向山海关中国守军全线进攻。守城的东北军一个团当时只有二个营在城内，他们誓死抵抗。日军在炮火掩护下，架起木梯攻城。中国守军用一捆捆手榴弹把木梯炸断，攀登的日军士兵大多被炸死。日军见登城不行，随即集中3000兵力从三面攻城。日本军队装备非常精良，除了大量的机枪以外，还有平射炮榴弹炮30多门，坦克20多辆，日军飞机也飞来投弹支持。东北军用机枪，步枪，手榴弹和几门迫击炮誓死抵抗。双方激战一日，人数火力都占有绝对优势的日军居然没有任何进展。
3日，张学良发表声明，指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同日，日军改变战术，集中全部重炮坦克飞机不分目标的猛轰山海关内和城墙，山海关全城几乎全部被摧毁，城内中国平民遭受严重伤亡。
没有什么坚固防御工事的东北军在炮火打击下损失惨重。日军主攻的南门的东北军安德馨营守军，更是伤亡殆尽，三个连长(关景泉、刘虞宸、王宏元)全部阵亡殉国。日军已经用重炮把南门轰出一个很大的缺口，并且集中兵力冲击，终于占领南门。安德馨营长在一个连的预备队的增援下拼死反攻，又把日军从南门打了出去。
到了中午，日军再次集中几辆坦克配合步兵猛攻南门。当时安德馨营长仅剩二个班可用，又没有反坦克的武器。但是安营长遵守之前与城共存亡的誓言，他对部下说道：人在阵地在，要是日本兵要从南门过去，除非从我的尸体上压过去。
随即安营长率领十几个部下手持炸药包和手榴弹向日军坦克扑去，日军坦克见势不好赶快后退。安营长就和蜂拥而上的日军肉搏，激战中安营长的刺刀捅弯了，他就用枪托去砸。但是日军数量很多，安营长部下很快伤亡殆尽，安自己被一发机枪子弹击中头部，壮烈殉国。
在安营长殉国的同时，南门，北门和西门也相继被日军攻陷，日军优势军队在坦克的掩护下冲入城内。石团长指挥剩下的几百名东北军士兵和日军展开巷战。激战一小时以后，日军已经占领山海关城内几乎所有据点，石团长认为坚守已经没有必要，下令剩余的东北军守军从西关撤退。
3日晚，中国军队被迫撤出山海关主要阵地，山海关被日军占领。
该战，日军以3000主力攻击东北军守军1000多人，在这种绝对优势下，日军仍然伤亡400多人，东北军伤亡800多人(阵亡400多人，伤300人)。
防守的东北军第626团称得上十分勇敢，全团伤亡过半，其中安德馨全营300多人几乎全部伤亡。
战斗中，除了士兵异常勇敢以外，东北军军官也能做到身先士卒，不惧生死。二天战斗中，营长安德馨，二连长刘窦宸、三连长关景泉、四连长王宏元，五连长谢镇藩全部殉国，一连长赵壁连负重伤。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中国军人的伤亡以外，由于日军对山海关城内胡乱开炮，造成中国平民伤亡3000多人，全城成为一片废墟。
日军攻陷山海关以后，由于感到损失惨重，随即挨家挨户的进行屠杀。全城的年轻男子大多被日军开枪射杀，还有一部分日军在城内奸淫掳掠。
山海关战斗虽然是以中国守军失败告终，但是东北军再也不是天皇裕仁口中的太监军队，而是无畏生死的中华健儿了。
短暂而又激烈的山海关战斗是热河抗战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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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坦克在热河飞驰，傍边是被他们残杀的热河平民
开战
日军攻陷山海关以后，中国和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各方面也迅速作出反应。
南京国民政府方面，蒋介石严厉谴责日军的侵略行为，并且勒令何柱国和张学良不得与日军私下议和：如有武力收复山海关关之希望，则积极进行……若武力收复及和平交涉困难，则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方正式交涉，皆须中央处理。
而何柱国和张学良则很快声明自己没有和日军议和，同时张学良提出让晋军进入热河增援。张还说：要以吾人之精神和血肉，抵抗日本的侵略。
国民党广州一派则照例指责南京政府无能，要求火速出兵和日军全面开战。
国际上，国联表示对山海关事变严重的不满，美苏更是直接发表谴责声明。
日本方面一方面照例在外交上以保护日本侨民，中国军队挑起战斗等作为借口。一方面，则加紧准备对热河省的进攻。
热河方面
说到热河抗战自然必须提到一个著名的人物，也就是热河省主席汤玉麟老先生。
此公1869出生在辽宁一个贫苦家庭，他和张作霖一样，年轻时候就做了马匪。
汤玉麟在东北军中的资历很老，早在张作霖还是土匪的时候，汤就是张作霖的老部下。
汤玉麟和张作霖的关系挺不错，二人年轻的时候，汤还多次救过张作霖。
不过老汤也曾经和张作霖的敌人冯德麟联手试图干掉张作霖，被张贬为平民。
但是总体来说，汤玉麟跟随张作霖三十多年，除了偶尔的糊涂以外，还算是比较忠心的，也为张作霖立过很多汗马功劳。
从1926年开始，张作霖把战略要地热河省交给这位老兄弟把守，任命其为热河督统。
1928年张作霖挂掉以后，张学良又任命这位汤叔叔为热河省主席。
到了1933年，汤玉麟已经在热河当了6年多的土皇帝。
照理来说，汤在热河省多年，对全省十分熟悉，是地头蛇和土皇帝，对防御日本人多少应该有一定的把握，但是事实又是怎么样呢？
汤玉麟本人对热河抗战根本没有一点信心，道理非常简单，因为他知道热河的老百姓对其恨之入骨，宁可帮助日本人也不会帮助他的。
1、汤玉麟父子在热河为非作歹
汤玉麟掌握热河的军政大权后，随即横征暴敛，无所不为。
他创造世界记录的让二儿子汤佐辅身兼热河财政厅厅长、兴业银行总办、军需处长、军政训练副监、盐务局长、垦务总办、经界委员会委员长、酒烟局长、印花税局长、财政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等共十五个职位，一个人控制热河全部经济和税收。
这位汤二公子没有让父亲失望，在他任职期间，老百姓每年要交几十种税，老百姓自己的田也被强制分为四等，不管这些地是否能够种植东西或者收成如何，全部都要交重税。除了田地税收以外，老百姓杀猪宰牛，嫁女娶媳，生老病死，甚至农民养条狗也要缴税。
而且所有税收全部预交几年甚至几十年，当时热河部分地区在1932年就收了1972年的税，创造了世界记录。
如果老百姓缴不起税，那么马上就会坐牢，挨打，有时候连命都要送掉。
所谓苛政猛于虎，老百姓怒称汤玉麟为汤大虎。
在这种情况下，热河省老百姓大多穷困潦倒，根本无法生活。很多农民家庭的小孩长到十一二岁还穿不上裤子，腊月寒冬农民连生火的一把稻草都没有。结果就是整村的老百姓丢下自己的田地逃亡，还有忍无可忍的老百姓组织了多支起义军，他们还一度攻陷朝阳县城。
总之，热河省的老百姓对汤玉麟恨不得食肉寝皮，汤在热河是没有一点群众基础的。
2、汤玉麟还在热河大量种植鸦片，为祸一方
汤玉麟任命大儿子汤佐荣任省禁烟局局长，这个所谓禁烟局长做的是和他的身份完全相反的事情。
汤佐荣通过政府命令热河农民大量种植鸦片，之后以罚款为由进行抽税。
到了1927年热河鸦片种植面积，有记录在案的就有九千多顷，造成热河烟民十多万人。
老百姓家中一旦有人抽鸦片，一家就基本完蛋，如此算就有百万热河老百姓在鸦片下面遭殃。
除了老百姓以外，热河省的东北军也有不少人抽大烟，战斗力大为削弱。
3、汤玉麟治军无能，还和日本人的勾结
汤玉麟年老昏庸，在热河的时间除了搜刮民脂民膏以外，就是沉溺于抽大烟养姨太太。多年的腐败奢侈生活早就让他失去了对部下的控制能力，也让其部下的战斗力削弱到了底点。
汤部由于近十年的和平，部队长时间不作正规军事训练。军官大多热衷于酒色鸦片，士兵也有不少抽大烟，战斗力非常衰弱。
况且，早在九一八时候，日本人就已经开始策反汤部下众多将领并且相当成功。
这些情况汤玉麟大多不知道，其实就算知道了汤玉麟也无力去管他们。
至于对日本的态度，可以说汤玉麟在东北拼打三十年也不是白打的。
作为一个老军阀，在几十年和日本的交往中，汤也深知日本人是什么东西。
日本对中国军阀的态度一向不过是利用而已，一旦没有利用价值或者不听话，就立即把他除掉。
远的不说，看看老兄弟张作霖的下场还有什么好说。
况且成为一个有钱无权的汉奸有什么稀奇，哪有当土皇帝过瘾。
所以汤玉麟并不愿意成为日本人的傀儡。日本人在九一八时候把汤玉麟在沈阳的亲属和财产都保护起来，并且送回热河。同时日本人还派出汤的干兄弟汉奸张景惠、张海鹏等人来劝告汤。
汤玉麟都没有被这些小伎俩迷惑。
但是，汤认为日本人也得罪不起，所以也同时和准备必要时候和日本人勾结，见风使舵。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的时候，日本任命汤玉麟为满洲国热河省省长，汤没有接受任命，但是也没有拒绝。
之后，伪满洲国召开大会，日本人邀请汤玉麟参加，汤派部下张舜卿赴会。
之间日本提出热河的必须满洲化的三个要求，张舜卿也很狡猾，他同时把日本的要求转告给张学良和汤玉麟。张学良表示拒绝，汤玉麟却没有表态。
但是热河战前2月18日张学良抵达热河，汤玉麟却又和他联名发表抗日通电。
总之，汤玉麟左右摇摆，很不可靠。
东北军方面和张学良的毒瘾
山海关战斗以后，热河抗战一触即发。
而汤玉麟在热河的所作所为，张学良蒋介石都非常清楚。汤这种人的不可靠和年老无能，张和蒋也很清楚。
张学良自己在回忆录中写到：汤玉麟乃我父亲的旧部，亦系我之长辈，其为人粗野贪昏，我执政东北，就谋将其调换。
从任何角度来看，汤这种人是不可能担任抗日的重任的。
蒋介石，汪精卫和东北军将领万福麟等人都要求张学良更换汤玉麟，蒋介石还提出用部队秘密解除汤玉麟部的武装，将其擒获的计划。
蒋介石在给张学良的密电中说：此事如决行，则务须从速，先派三旅用夜间动作，到热河附近，使倭人与汤皆不及防，一候我军接近热河，再调汤至察省(察哈尔省)，则汤必遵令，倭人亦无法。请汉卿兄迅照预定计划解决热河，以安北局。
照理来说，张学良从自己方面考虑，也应该尽早解决掉汤玉麟，从汤手中夺取热河军队的指挥权。但是张学良此时已经失去的有效的判断能力，所以并没有这么作——因为他的毒瘾已经很深了。
张学良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开始抽大烟，到了1928年毒瘾已经较深。
张学良后来试图用西药戒毒的时候，结果用药不慎，又染上了毒性更为厉害的吗啡(是鸦片精炼出来的)，最后甚至发展到使用少量海洛因。大家都知道，鸦片毒性相对较轻，中国军阀中吸鸦片的人不少，其中以西南军阀为最多。就连当时张学良的老婆和伪满洲国皇后婉蓉也抽大烟。总体来说鸦片瘾总体还是比较好戒掉的。
但是吗啡的毒瘾要厉害的多，比较难戒，需要长期的药物帮助治疗，另外还要靠个人的坚强毅力。
至于吸食海洛因的人，就几乎无法戒掉，当时世界上又没有什么有效的药物，吸海洛因上瘾就等于判了死刑。
张学良使用吗啡，说明他的毒瘾已经相当的厉害了。
到了1931年，由于九一八事变的全面失败，颓废的张学良更加借助吸毒来缓解压力，毒瘾更为严重。据身边军官回忆：张学良一天需要进行数次吗啡的静脉注射，如果不能按时注射，就会浑身颤抖，面部抽搐，坐卧不宁。
此时张学良的吸毒时间已经有7年多，毒品严重伤害了他的身心。张平时精神恍惚，骨瘦如柴，满脸都是吸毒者特有的麻木表情。他的胳膊由于注射的次数过多，已经全是针眼，部分肌肉也僵化——连针头都插不进去，心肺功能也已经开始受影响。
当时张学良身体已经无法进行有效的军事指挥，有一次汪精卫来北平和张学良探讨热河抗战问题，张学良在众多高级将领的会议上，不到一小时就毒瘾发作。只能暂时休会去休息室注射毒品。汪精卫当时还认为是张学良故意冷淡他，非常的不高兴。
热河开打之前，宋子文作为中央代表曾经亲自赶赴热河视察，张学良跟随陪同。当时二人同坐一辆车，每行40公里左右，张学良就要停车注射毒品，这让宋子文大为震惊。
一个如此的指挥官，还能指望他有什么出色的指挥？
早在汪精卫还是行政院长的时候，汪精卫就认为汤玉麟此人是老军阀——一贯有奶就是娘，极不可靠。多次催促张学良更换汤玉麟，并且希望张学良尽早把东北军主力部队派往热河省，而不是集结在平津察绥一带。
作为回应，张少帅在1932年7月份提出了一个长长的后勤帐单和巨额的军费拨款要求，并且宣布如果中央满足了这些要求他就可以出兵。
8月初，对张学良忍无可忍的汪精卫发表声明：列举张学良的种种自私自利的军阀行为，指责张只知道要钱要物，实际消极避战，根本不抗日的行为。
汪精卫说：张去年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致敌益骄，延及淞沪。此外惟兄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敌兵所扰，正在兄防地以内。故以实力言之，以地理之便利言之，抵抗敌人，兄在职一日，断非他人所能越俎。须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凡属族类，皆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当日第十九军及第五路军作战淞沪，实本斯义，岂有他求。及战事既酣，在中央固悉索敝赋，以供前方；而人民更裹粮景从，以助士气。今又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
汪精卫又说：张学良辖境中河北、察哈尔各处税收，迄未有分文解交中央，截留自用，每月至少500万元。而一有命令，即向中央要款，实属忍无可忍。今热河告急，平津危殆，张汉卿拥兵不前，民族危亡，指日可待，故救国唯有去军阀，统一内政。请中央政府让张学良辞职，以求打破军人割据局面。
同时汪精卫表示自己作为中央最高行政长官也无法左右张学良，愿意立即引咎辞职，以说明指责张学良并非是二人的权力斗争。此举一出，全国舆论哗然，一致指责张学良的军阀行为。
张学良此时倒是玩了个高明的政治手段，他一方面在北平声泪俱下的表示愿意和汪精卫一起辞职。另外又让东北军将领向中央通电表示全力支持他，不让他下野。中央鉴于张学良身份特殊，拥有实际军权，不便于随意撤换，所以华北的军政权力还是由他控制。
结果，这个残局又是蒋介石来收拾，他挽留汪精卫不住，只得让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暂时接任行政院长。
同时蒋督促张学良务必率主力进入热河作战，张学良被迫把部分主力开进热河省。
蒋介石又让宋子文拨款五十万元给张学良，后又拨款二百万元，尽量满足张学良的需要。
此时，日本关东军已经制定了攻占热河的计划，同时把部队调往热河边境，热河抗战一触即发。
此时东北军在张学良的错误指挥下，根本没有什么有效的准备，东北军主力部队甚至没有开进热河省。汤玉麟手下的一部分将领更是加紧和日本特务的谈判，商讨阵前投降的最后筹码。另一部分汤军则是加紧在地方的搜刮，准备将来逃跑时候使用。
总之，东北军的热河抗战是在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展开的。
当时非东北系的西北军宋哲元、冯治安、刘汝明、商震、庞炳勋等高级军事将领，按照他们多年的军旅经验，都深感热河抗战准备的混乱。他们都认为这样打必败无疑，根本没有获胜的可能。
这些军官痛心疾首的要求蒋介石亲自北上指挥作战。
张学良在得知他们要求蒋北上的电报以后，居然还在提条件，希望老蒋不要自己来，让宋子文来提供军饷就行了。张学良在电报中说：钧座(蒋介石)如能北来，自属最好。倘若公务繁要，一时不克来北平，最好令子文兄(宋子文)先行来平，代为主持。而转拨饷项各事，良可就近与之详商。
战前凌乱的应急部属
直到2月19号火就要烧到鼻子，张学良才开始执行以前制定的计划。
把汤玉麟的部队共一个师，四个旅共2万多人，编组为第五军团，放在热河省北边，作为抵抗日军的第一线。
同时还把非张学良的嫡系部队组成第六军团，主力是虽然听命于张学良但是并非东北军的孙殿英第41军，共2万多人，另外还有从东北退过来的各部义勇军5万多人的残部组成的所谓挺进军。军团司令虽然是张作相，但是实际上该兵团是各自为战的。其中挺进军的战斗力较差，之前大多都不是正规军，后经过简单训练，发了一些步枪手榴弹就算是正规军了。
二支非张学良嫡系的部队放到抗击日军的第一线。
第二线则是万福麟的第四军团，这个军团实力较强，是东北军的主力部队，有6个师，一个炮兵团，共4万多人。主要驻守热河省中部的重镇凌源，凌南一带。
也就是说，热河省驻防的东北军一共只有13万人左右，其中一大半还是不可靠的汤玉麟的军队和战斗力很差的义勇军余部。用这些部队担负侧面进攻或者游击骚扰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在正规阵地战中去对付如狼似虎的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简直就是驱羊入虎口。
至于东北军主力的第一，二，三，七军团几十万部队，居然都留在平津察绥一带作为预备队。
而早在张学良作出部署之前的2月17号，日本关东军就已经下达了进攻热河的命令。
但是此时国联正在开会最后讨论《李顿报告书》，日本决定还是等到国联有了明确态度以后再作战。
当时关东军早已经准备好了进攻热河的部队，有第六师团，第八师团二个精锐师团，共近5万人。同时，日军还使用了伪满洲国的伪军包括张海鹏，刘桂堂等部5万多人。
相比起来，日伪兵力达到近10万人，热河守军不过13万人，日伪军人数已经不占明显劣势。
日军在装备和火力上又有很大优势，加上汤部——还有随时准备倒戈的一万多热河省军队，这仗是没法子打的。
2月23日，日本领事上村向中国外交部面交备忘录，进行最后通谍：要求中国军队撤出热河，否则难保战局不及于华北方面。中国方面随即严词拒绝。
2月24号，国联以42票对1票宣布国联各国拒绝承认满洲国以后，日本宣布退出国联。随即日本关东军在武藤信义司令官的命令下，全线进攻热河。
需要说明的是，苏联当时已经承认了满洲国，并且允许满洲国大使进驻莫斯科。
兵败如山倒的出现
张学良本来计划是利用汤玉麟的部队顶在一线。
汤部打的好自然是好，打的不好多少也可以消耗日军的实力，拖延日军进攻时间。
自己的东北军主力在中部和日军作战的时候，日军就会衰弱的多。如果东北军在中部坚持住，自己就会派东北军和晋军西北军前往支援，还是有比较大的胜算，至少可以歼灭日伪不少部队。况且就算打败了，对各方面也算有个交待，同时也保存了自己的实力，何乐而不为。
但是出乎张学良意料的是，汤玉麟的很多部下早就和日本方面达成私下的协议，就等着开战后投降日军。
当时日军第6、第8师等部及伪军数万人，在飞机、坦克支援下，分三路开始向热河发动总攻：北路指向开鲁、赤峰；中路指向朝阳、凌源；南路指向凌南，以夺取承德为主要作战目标。中国驻热河境内的军队也分三路应战。
刚刚一开打，一线的汤部和非东北军嫡系部队果然就乱作一团。
北路驻防开鲁的汤部崔兴武第七骑兵旅早就和日军勾结，他们装模作样的和日军打了一下，随后一个团长李守信打开开鲁城门投降，另外二团逃走，稍后全旅投降日军。日军攻占开鲁几乎没有损失。
日军随后集中3000多主力部队在3月1日进攻重镇赤峰，守军孙殿英的一个杂牌旅倒是拼了老命。这位孙将军连皇帝的祖坟都敢扒，还能害怕日本小鬼子吗。但是孙殿英部装备太差劲，实在不是日军的对手，守了快二天——全旅伤亡惨重，还是丢了赤峰。孙殿英后来又组织几次反攻，险些端了日军指挥部，但是终究无法夺回赤峰城。
中路驻守重镇朝阳的汤部第107旅一个团叛变投敌(据说日军以给一个日本老婆作为条件，招降了那个团长)，该旅措手不及阵脚大乱。结果在日军多路合围下，该旅残余部队仓惶撤出朝阳。
日军机械化部队轻松占领朝阳，随即沿着公路急进。一路上汤部根本没做任何抵抗，甚至连扔几个炸弹破坏一下沿路的公路和桥梁也没有做，而是一味的四散奔逃。
日军沿着完好的公路，大量的汽车仅用几个小时就赶到热河中部战略重镇凌源。驻守凌源的万福麟的130师做梦也没想到日军一天就能从朝阳打到凌源，也根本没有想到汤部败得如此彻底。
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仅仅一天之内，热河省中部防御核心凌源城就被日本攻陷，该师余部仓惶后撤。
南路，日军14旅团从山海关方向向凌南进攻，驻守这里的不是杂牌部队，而是东北军万福麟的正规军主力。但是他们表现也是让人失望的，万部119师和108师以二个师之众，在险要的沙帽山阵地仅仅守了2天就全军溃败。战斗中日军14旅团并没有受到什么严重损失，随即进攻凌南。热河中部防御另外一个重镇凌南很快为日军占领。凌南一失，日军可以随时从侧翼突进，切断热河中部大部分守军的退路。也就是说，凌南一失，热河防御体系就全面崩溃了。
到了3月2日，离日军进攻还不到10天，东北军一线8多万守军全线崩溃，并且影响到中部守军，各部蜂拥向后奔逃。
此时的张学良已经完全失去对前线部队的有效控制，甚至连各部的具体位置也不知道。
鉴于张学良已经无法指挥热河作战，日军这样下去不用十天就可以打到平津，3月3日，身在北平著名学者胡适博士，丁文江、翁文翰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热河危急，绝非汉卿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
蒋复电说他第二天就北上，但是当天夜里日军已经攻陷了热河省会承德。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战斗中，败退汤玉麟部甚至还遭到了热河省民团武装的打击。当地老百姓早就对汤部军队的为非作歹恨之入骨，远远超过对日本人的仇恨，他们拒绝对汤部给予任何帮助。
按照汤玉麟以前的所作所为，汤军成为过街老鼠，是可以理解的。
有些网友要说，热河人真没有民族感情，居然帮助日本人。其实这是不对的，热河人并非不抗日，从热河抗战之后到七七事变之前，热河人民先后组织了李玉麟的中华民众抗日救国军，孙永勤的抗日救国军等抗日部队，他们和日军作战数百次，毙伤日伪上万人，自身也伤亡惨重。
套用刘亚洲将军的一句名言：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全世界都是这样。一个独裁腐败政府绝对不会受到老百姓的支持，不能期望每一个被政府欺压的老百姓都能一下变成活岳飞。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好例子，只是苦了现代赵括张召忠将军。
汤玉麟在热河的倒行逆施，导致东北军在热河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对本身就不利的战局更是雪上加霜。
如果张学良能够遵从蒋介石等人的建议，早点搞掉汤玉麟借以收复民心，并且借此纠正汤玉麟在热河施行的暴政，热河抗战的胜利还是有希望的。可惜张学良这个人实在没有长远的战略眼光。
日军攻占中部重镇凌源和凌南以后，其实已经摧毁了中国军队在热河省中部的防御体系。日军随即沿着公路向平泉方向推进，准备一举拿下承德。
当时万福麟命令从凌源败退的130师和129师在承德外围的平泉城会合，利用平泉现有工事阻挡日军进攻承德的步伐。
但是当时中部张作相的第六军团和更前方的汤玉麟第五军团，部分叛变，部分被日军打散，剩下的都已经全线崩溃。张作相本来就是挂名的司令，无法指挥复杂的第五军团。
本来要防守平泉的万福麟的这二个师，见到前方各部都全线崩溃，侧面的凌南又被日军攻陷。他们害怕各部都撤退，只有自己不撤的结果是自己孤军突出被日军合围。他们随后也擅自违背命令一路逃到长城一线。日军在3月3日攻占空城承德外围唯一一个据点平泉，随即继续向承德进发。
自此省会承德门户大开。
此时承德的汤玉麟早就乱了方寸，其实他驻守承德的部队还有二个主力旅，装备也还相当不错。承德周围又是防守的好地形，还有比较坚固的工事。一般来说，就算战斗力再弱至少可以打个四五天。
但是汤玉麟早已经被日军吓破了胆子，他对张作相谎称去前线督战，私自截留下二百多辆运送弹药补给的汽车，全部装满他父子几年内在热河搜刮的金银珠宝现钞，还有鸦片等物，护送着小老婆们一溜烟的逃到了天津的租界里面(后来国民政府通缉汤玉麟，汤逼迫无奈，只得将功赎罪的命令自己退到长城的残余部队为宋哲元收编，没有投降日本人，也总算做了一件不大不小的好事。1937年，汤玉麟在天津病死，时年68岁)。
汤玉麟这一逃，部下军心大乱。张作相威逼利诱才勉强命令承德部队出城迎敌。但是汤部一出城，听到日军大炮的声音，军官首先逃走，二个旅的士兵也随即全部哗变溃逃，竟然没打一枪。
承德城内也乱作一团，有钱人争相逃命，土匪流氓趁机劫掠。
没有一兵一卒的张作相在承德司令部里无法可使，感觉无脸面对全国民众，泪流满面，一度甚至准备开枪自杀。后在警卫部队的保护下退到长城一线。
3月4日11时，日军第8师团骑兵侦察部队128个骑兵进入承德，他们惊讶的发现该城已经没有中国守军。原本有二个旅驻守的承德被128个日本骑兵攻陷，这也是张学良创造的又一个历史记录。
前后不过10天时间，热河抗战就已经全线失败。后方的张学良准备用作中路决战的部分甚至没有机会开进热河(当然也不敢开入热河，因为已经兵败如山倒了)。
张学良的如意算盘完全落空。
此时汤玉麟部已经全面溃散，一部投敌，一部散乱的逃到长城一线。张作相部除了孙殿英和一些义勇军仍然在热河坚持抵抗以外，大部分都被打散，零星的溃败到长城一线。
而战斗力较强的万福麟部在日军打击下和其他几路守军崩溃的情况下，也只能被迫全线后撤。
此时的战局已经非常危险，长城离平津近在咫尺，丢了热河就失去了战略缓冲地区。
可以利用热河优势地形寻机歼灭敌人的构想就无法实现了。
同时，把中国几十万大军投在长城一线没有纵深的地域硬拼死守，因为一旦失守——日军几天就可以达到平津，已经没有退路了。这种拼火力拼装备的防御方法，实在是以我之短打别人之长，之后长城会战的损失惨重就可以理解了。
战局非常的不利，华北危在旦夕。
蒋介石挽救败局和张学良的下野
战局恶化如此，这是各方面没有想到的。
其实开始如果按照蒋公的说法，先派部队把汤玉麟搞掉，再火速清洗掉他在热河的势力，控制住他的部队防止投降和哗变，同时得到热河民众的支持。
之后再把东北军，汤玉麟部和中央军，西北军晋军等主力部队二十五到三十万人开往热河中北部集结，在热河南部再保有一二十万的机动部队，随时开往支援。
而当时关东军可以用在热河的日军最多只有二个师团五万人左右，其他必须防备苏联人，国内的部队又不可能短期内抽调过来。
兵力上八对一或者十对一，再利用热河的复杂地形和老百姓的支持，最惨的结果恐怕也是支持三四个月，迫使日本坐下谈判。如果打的好还会有取胜的可能。就算打输了，也可以逼迫日本以较为宽容的条件和中国谈判，不至于像后来打到平津门口才被迫谈判，这样还是能够保住热河省的大部分领土的。
况且就算热河丢了，此时也可以再集中兵力到热河南部的长城一线固守，一旦作战时间拖到五到六个月以上，没有长期作战准备的关东军方面就很难支持了，毕竟占领东北时间较短，各方面没有成熟，还有义勇军的后患。此时停战的可能性是百分之百的，谈判的条件对中国方面也会有利的多。
可惜，历史上做事后诸葛亮是没用的。历史也没有假设。
当时热河军队全线崩溃，张学良本应该亲自赶到前线力挽狂澜，但是张学良听说日本特务机关已经派出杀手在热河等他，于是犹豫再三，不敢擅自到热河。
山海关一战说明东北军并非不能打，热河抗战失败的如此丢人，完全是高层指挥官无能和热河省主席长期失政造成的。
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三点：
一、张学良的错误军事战略。
为保存实力，并不把大部分主力开入热河省，而是把非嫡系部队放到一线。而一线部队战斗力差且不可靠，最终在日军的冲击下迅速溃败，张学良的后方主力还没有来得及增援，就全线崩溃了。
况且早就知道日军要进攻热河，却迟迟不作战前部属。直到日军进攻前夕才紧急编组部队，这种准备的仓惶和无力实在是让人痛恨。
二、汤玉麟的无能。
汤玉麟部下二个旅先后投敌，二个旅未战哗变，整个会战中，汤玉麟部基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动摇了全线的部属。
汤玉麟在热河的无恶不作，也让中国军队在热河失去全部群众基础，导致火速的溃败。
三、中央也有一定的责任
关键在于对于张学良的态度。张学良此人是一个才能平庸的军阀，虽然不和日本勾结，但是能力实在太有限，赶不上其父张作霖三分之一，不足以作为一个戍边大将。其能力连其后保住绥远的傅作义也不如。
张学良此人私心又重，不愿放弃权力。
中央如果想根本改变东北华北抗战形势，根本上说还是要果断使出强有力手段，迅速收拾掉张学良，夺取东北军的军事指挥权，组织华北抗战。
但是，中央显然顾忌张学良在华北的势力，不敢随便动手。实话说，张学良虽然对不起东北老百姓，但是对东北军战士还是对的起的，一直真心把他们作为子弟兵看待。所以张学良一直受东北军的爱戴，直到之后东北军下层军官为把张学良从南京救回来甚至发生内部兵变，杀死了军长王以哲。
另外就是没有处理好第四次围剿和华北的关系。
就当时来说，既然已经制定了全面消灭中共的计划，或者不能消灭也要把其打出中国的核心区域，比如说打到后来的陕北，那么就应该火速执行。况且华北的情况如此严重，围剿就必须速战速决，全力集中主力迅速扫荡苏区，尽快解决。
但是第四次围剿使用的是碉堡战术，从第四次围剿到第五次围剿成功足足用了一年时间。期间又因为华北的战斗，被迫停止了第四次围剿的步伐。
其实就华北来说，日军可以使用兵力不过二三个师团，最多10万人，伪军战斗力则不值得一提。东北那时候还有30万，配合西北军，晋军，加上几个师的精锐中央军总数可以达到40万，守热河还是可行的。
但是由于张学良的无能，白白丢掉了利于防御的热河省，让中国军队只能在长城和日军硬拼硬打，结果是损失极为惨重。
中央开始没有能够控制住张学良，之后为了收拾张学良的烂摊子又被迫停止第四次围剿，实在是得不偿失。
此时各方面的愤怒已经到了极点。各界，包括东北军内部一起指责张学良和汤玉麟的无能卖国，要求中央政府给予严惩。
原来一向支持张学良的胡适博士也愤怒的写文指责张学良的五大罪状：(一)自己以取咎取怨之身，明知不能负此大任而偏要恋栈，贻误国家，其罪一；(二)庇护汤玉麟，纵容他祸害人民，断送土地，其罪二；(三)有充分时间而对热河、山海关不作充分的准备，其罪三；(四)时机已急，而不亲赴前线督师，又至今还不引咎自谴，其罪四；(五)性情多疑，不能信任人，故手下无一敢负责做事的人才，亦无一能负责自为战的军队；事必恭亲，而精力又不允许；部下之不统一，指挥之不统一，都由于无一个人肯替他负责任，其罪五。
中国出席国联会议的代表颜惠庆、顾维钧，觉得热河丢失太过于丢脸，自己无法在列强面前抬起头来，愤然向南京政府递交了辞职报告。
中华民国监察院的邵鸿基、高一涵等7名委员随即联名弹劾张学良和汤玉麟。
当时蒋介石3月6日紧急从江西剿共前线赶往保定和张学良交涉。
人还没有到的情况下，蒋介石急令中央军精锐第二十五师，第二师，第八十三师北上赶赴热河南部增援。
此时的张学良还不死心，还准备和中央提条件，他电报中说：政府只要补充一千多挺机枪，二三百门迫击炮，再发一些高射炮，我是有决心上前线拼杀的。
3月7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决议：汤玉麟放弃职守，贻误军机，停职查办。
3月9日，蒋介石到达保定和华北军政官员交涉。大家一致认为张学良现在无论能力和身体都已经无法有效指挥长城作战。如果长城一失，华北就危在旦夕，中华民族就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口了。
蒋介石之后又和张学良会谈，张学良此时也知道自己无法控制住这个烂摊子，他检讨说：“热河之变，来逾旬日，失地千里，固有种种原因，酿成恶果，要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以致上负政府督责之殷，下无以对国民付托之重，戾愆丛集，百喙奚辞”“应恳迅赐明令，准免本兼各职，以示愆儆。”
其实当时蒋介石许诺张学良只是暂时出国，回来一样是东北军统率。张学良后于1934年1月8日回国返抵上后，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职。
3月10号，张学良宣布下野，东北军改编为4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分别任军长，归北平军分会指挥。
在之后的长城作战中，东北军表现总体还是可以的，说明东北军并非不能打。热河的惨败实在是军事高层无能的结果。
3月12日，国民政府免去张学良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务，由何应钦代替。张学良则在澳大利亚顾问瑞纳的陪同下，前往欧洲戒毒。
日本方面跟随后撤的热河东北军一路追击到长城关隘。东北军则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开始在长城一带誓死阻挡住日军的进攻步伐。中央军西北军晋军则全力向长城一线赶去。
中日政府军主力的第一次正面对抗就要在万里长城上全面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