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同意中国需要改革。这个国家正面临着增长失速、环境恶化、腐败日益严重、及社会日益缺乏稳定等诸多问题。低效率投资正不断困扰着中国日益高负债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终于向世界展示了他们应对这些巨大挑战的严肃态度。在备受瞩目的三中全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的决定”，这是一项宏大而雄心勃勃的行动计划。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它确保了继续深化经济改革的方向，并要求在资源配置中赋予市场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在经历了一年多不确定性之后，我们终于可以看到，政府准备推动全方位的经济改革。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都强调为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实现必要的结构性改革。但这种改革是否必须牺牲短期的增长？
我认为并不必然如此，而且也最好不要如此。
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强劲的增长，中国的领导者们就没有足够的财政与金融资源来实现其宏伟的改革计划，也无法继续像2002-2008年间那样通过成立多个资产管理公司来消除金融体系的巨大坏账。目前，对改革者来说，应该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十分简单：如果过去不可持续的依赖投资和房地产泡沫的经济增长以及不可持续，那么未来可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应从何而来？
显然，中国已不需要、也无法继续投资更多的基础设施、工业园区和新城区建设。实际上，任何有正常判断力的人，只要到各个地方，尤其是内部省份的大部分市县走一走，看看目前各地大干快上进行的工业开发区与新城区建设，就不难判断中国工业开发区和新城区建设已严重过度，泡沫化的商品房建设也供给过度。如果中央政府还不采取坚
决的改革措施来扭转这个局面，结果必然是未来几年内就会出现房地产泡沫崩盘并产生连锁反应，最坏的结果，是政府、银行和很多相关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全面损害，引起整体性经济与金融危机。
总体来看，中国现在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为未来中国5-10年甚至更长时间稳定经济增长、并维持社会、政治稳定寻求新的改革突破口。而要想保证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又想抑制资产泡沫、控制通胀率，所要实施的改革难度非常大，而改革空间却在日益缩小。
虽然目前中国社会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体制存在多方面的矛盾，因此需要进行系统性改革”的共识，但系统性改革并不应该是一个面面俱到、全面同步推进的改革。
改革特别要讲究次序，也就是需要通过找到好的改革突破口，让上一个改革有利于后面一系列改革的进行。如果改革的突破口选错，反而可能导致更糟糕的结果。类似的教训，在前苏联、东欧国家转轨过程中俯首皆是，在中国1980年底后期， 政府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下，过快推动价格双轨制并轨的改革， 直接带来了全面通货膨胀，并最终延缓了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进程。
我认为，在当前情况下，中国政府在金融和财政体制改革方面不应该无所作为，但仍需特别谨慎，防止采取过大动作，引发财政与金融困难，目前最应该果断推动的，恰恰应该是那些难度较大的实体部门改革，包括逐步解除对垄断性服务业和部分高端制造业的行业进入管制，逐步放松对城市郊区土地开发利用的管制规定，在拉动增长的同时，甚至之后，逐步创造金融与财政体制改革的条件，最后才能够真正实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目标。
以正确的顺序进行合适的改革
自2011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速已显著放缓，虽然政府不断微调政策，应该说，目前中国经济仍然存在着经济硬着陆的实际风险。
政府在2008年后推动的财政和金融刺激政策使得房地产泡沫从一、二线城市向几乎所有城市蔓延。也使得地方政府债务从5万亿达到超过20万亿的规模。过度宽松的财政与信贷政策导致基础性设施和众多工业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主导的能源、原材料、重化工部门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和投资低回报。当出口、房地产、能源原材料等重化工、乃至政府过度投资的基础设施部门等传统的增长引擎开始失去动力时，中国还有什么办法能推动经济增长呢？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整体改革方案，尽管在细节上尚显模糊，但却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这个改革方案包含了很可能对支撑中国经济短期、中期乃至长期增长起到重大作用的两大方面：一是解除对仍由中央国企进行垄断的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进入管制，二是针对城乡建设用地建立统一的市场。
但是，要实施这些市场化改革，不仅需要很大的政治决心，更需要确保选择正确的改革顺序是成功与否的关键。但并非所有改革都可以同步推进。事实上，过早推行其中一些改革，存在着危及更广泛改革目标的风险。
过快推动金融自由化会带来风险
许多学者，包括投资界人士，主张在中国金融体系推行快速市场化改革。事实上，金融改革已开始快速推进：贷款利率已解除管制，预计存款方面相关举措也即将实施。例如，商业银行很快将可以在银行间市场签发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NCD）。资本账户自由化也已提上日程。上海新的自由贸易区将作为一个试点，以开放对保护性产业的投资，并对资本账户自由化改革措施进行试点。
然而，决策者必须十分谨慎：过快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政策可能会对整体经济增长带来过大的压力，特别是当金融改革的进展没有伴随以实体经济改革同步推进的时候，就可能更加危险。由于政府在四年前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地方政府在工业园区及新城区建设上利用低息贷款大幅度投资，地方债务超过20万亿，数额之大前所未有。中央所属的国有企业也在上一轮财政信贷刺激政策中迅速扩大了产能，在国内外购买资源、能源，甚至还有部分参与房地产市场投资，央企负债可能也已达到50万亿之巨，资产负债率高达70%。随着能源，资源和房价的持续下行风险，许多贷款均可能在未来变为坏账。
在这种情况下，过快推进利率自由化只会提高利率，并迫使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大批债务显性化为银行的不良贷款，而随着中央政府为了防止影子银行风险，而不得不逐步收缩信贷，加上美国推出量化宽松而必然带来的全球利率上升，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会发现借款日益困难，而这必然进一步导致资金短缺的地方政府出售更多的土地，促使资金不足的地产开发商清算住房库存。这样就很容易带来三、四线城市房价预期改变，房价下跌，甚至是地产泡沫破灭。一旦这种情况出现， 银行坏账增加，必然进一步大幅度收缩信贷，然后一、二线城市房地产泡沫也开始破裂，最终致使国有银行承受新一轮的巨额不良贷款。更糟糕的是，由于金融自由化导致的银行间激烈竞争，会带来银行利润变薄，银行消化不良贷款的能力也将变弱，银行也开始破产。
如果日本的经验能够给我们提供任何教训，那就是日本19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其1980年代推动的利率自由化反而变成了一个诅咒，使得日本银行在房地产市场崩溃时没有足够资金拨备不良贷款，结果是大批银行破产。
实际上，即使没有明年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所导致的资金从发展中国家外流，全球利率上升， 中国政府也会因为过去信贷过分宽松而不得不收紧信贷，利率上升是一个大概率事件，钱荒在未来会不断出现，利率自由化和资本账户自由化可能加速中国房地产崩盘和金融危机的出现。
重新大幅度调整税收制度仍为时过早
为重振实体经济，一些学者呼吁在政府要逐步降低经济的整体税负。即使这个措施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在时间点选择上也可能是错误的。
目前中国经济的直接威胁是过度投资和缺乏持续增长的消费需求。税收减免可能有助于减轻企业负担收益，并救活那些在生死线上挣扎的企业，但这种措施却不会创造新的持续增长动力。
更重要的是，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已无力再减免税收。事实上，许多地方政府正努力从企业中获得更多税收以弥补经济增长放缓和土地出让收入增速下降所带来的损失。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增长也已超过收入增速，并且考虑到未来经济增长放缓的前景，未来政府支出、尤其是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速不会下降。因此，减税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另外一个措施是开征房产税。但房产税要全面开征，需要很多条件，尤其是在当前地方政府无法为城市居民提供充分公共安全、基本教育等公共服务，导致绝大部分城市购房居民不得不支付高额物业费雇佣保安保障小区安全，而同时城市房价又畸高的情况下，全面开征房产税并作为地方政府替代性税收来源，在短期是难以实现的；而只对第二套及以上住房征收房产税，不仅难以筹措足够资金来替代土地出让金，而且实施上也会因为制定政策或影响政策制定的人自己一般有多套住房而存在较大阻力。
即使中央政府强行推动对二套以上住房征税，也可能催生很多三四线城市本已脆弱的房产市场预期发生改变，甚至导致房产抛售、直接影响经济增长。鉴于许多三线或四线城市本就岌岌可危的房地产市场现状，有理由相信财产税的实行有可能成为压垮这些地方房地产泡沫的最后一根稻草。
另一项财税体制改革的建议，则是中国应对资源及能源使用征收更高赋税，这个改革的方向也许是正确的，因为中国的资源、能源价格太便宜，污染太重，但推动这项改革的时机也不能说特别合适。比如，在能源、资源需求旺盛的前提下，如2005、2006年的时候推动这个改革，那就是可行也有利的。但如果目前面对的是能源、原材料行业增长放缓及产能严重过剩，过快加税只会抑制增长，甚至导致国企为主的能源、原材料行业企业大批亏损乃至倒闭，迅速增加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
同理，当前阶段对解除煤炭、钢铁和电力等行业的国有垄断行业推动民营行业的进入管制，对经济增长也未必有太大帮助。这是因为上述行业已经面临着严重产能过剩，未来面对的是如何收缩，但又不希望过快收缩的问题，解除对这些行业的进入管制并不能带来经济的显著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