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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的中国阴影

漫画家巴丢草画的“熊猫归来”,画中熊猫将带尖刺的铁丝网套在联合国徽标之上

11月12日,联合国改选人权理事会成员,中、俄、古巴、越南、沙特阿拉伯与阿尔及利亚等人权纪录恶劣的国家当选为新任成员国,新华社还特别强调了中国以176票(得票率为91%)当选这一业绩。此消息传出,中国网友唯一能够自由表达意见的Twitter沸腾了,不少人讥讽说这是“蛮族入侵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漫画家巴丢草@badiucao画了一幅“熊猫归来”,画中熊猫将带尖刺的铁丝网套在联合国徽标之上。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早已套上“中国结”

中国网友不知道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人权理事会就一直处在中国操控的阴影之下。在此只要回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前世——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为何需要在2006年改组,以及改组后保留的原机制,就会明白“熊猫”为何能够归来。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立于1946年,功能是监督世界人权状况。从1992年第48届会议起,成员增至53个,实行会员国轮换制。这一制度为人权纪录恶劣的国家提供了制度上的缝隙,一些人权记录恶劣的国家例如古巴、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苏丹和津巴布韦等国,都赢得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席位。中国不仅与这些国家结成了反人权批评的非正义同盟,还通过经济援助等方式与非洲、拉美等会员国结成了利益同盟,多次成功地阻止了对中国等国人权状态的批评。在中国操控下,美国谴责中国人权的议案好几次未被通过,苏丹、津巴布韦等国家出现了相当严重的践踏人权的问题,但该委员会却成功地阻止了对这些国家的批评。真正倡导人权观的国家在这里反而成为受孤立的少数。

上述暴政国家在人权委员会赢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是法国支持中国纠合许多人权纪录恶劣的会员国,利用2001年5月3日该委员会成员国改选之机,将美国排挤出人权委员会。对于这一“战果”,中国新华社欢呼说:“此间舆论认为,美国此次落选表明,许多人权委员国理事国对美国在国际上将自己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人的做法不满。”2003年12月10日,该委员会还将当年的人权奖颁给了“六四屠夫”邓小平之子邓朴方。

这些暴政国家获得的每一项胜利都使“人权”二字深深蒙羞,导致该委员会出现功能性瘫痪,引发世界人权组织的强烈批评,联合国不得不于2006年3月将人权委员会改组为人权理事会,总部设在日内瓦,理事会共设47个席位,其中亚洲和非洲各占13席,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占8席,东欧占6席,西欧和其他地区占7席。联大每年改选三分之一左右的理事会成员。理事会成员每届任期三年,最多可连任一次。连续两任后须间隔一年方可寻求新任期。中国曾在2006年至2012年担任人权理事会成员。

这个人权理事会除了比人权委员会少了6个会员国席位之外,在挑选成员国的办法,以及申斥违反人权者的程序等方面没有什么变动。尽管世界各国都对中国在人权委员会所起的作用心知肚明,但鉴于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也不可能将中国排斥在这个新的理事会之外。因此,一些人权专家担心人权理事会将会重蹈当年人权委员会的覆辙。

中国在联合国的“纵横术”

中国的诸子百家是中国古代政治军事智慧之集大成,外国人只了解兵家经典《孙子兵法》,对战国时代以“利相交”为核心的纵横之术了解甚少。但中国历代政治家对此却是淬炼甚深,代代相传。中国在联合国玩上了这套纵横之术,待各国外交官明白其中三昧之后,一般已经无法摆脱其桎梏。

《中国人权论坛》2010年第3期曾发表一篇对联合国资深人权活动家菲丽丝•盖尔(Felice Gaer)的专访——“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的交手:联合国的迷宫”,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中国政府如何在国际社会纵横捭阖,让一些第三世界小国为了中国给予的利益而不讲任何原则:

一,中国虽然接受了许多国际人权准则,却往往试图废除监督机制的功能。例如,中国曾用各种方法,让人权委员会的功能近于瘫痪,在人权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无法对中国指名道姓地直言谴责、无法通过任何针对中国的决议。

盖尔直言,那些参加人权委员会的第三世界国家有利益考虑。一个小国如果成为人权委员会成员,可能获得中国大额援助以修筑公共设施。因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自1989年以后酝酿的一项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的决议从未获得通过,因为每次这些决议被提出时,就会有某个国家提出所谓“不采取行动的动议”,要求搁置决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表现了欺软怕硬的特点,几乎所有有关其他国家的谴责决议都能快速通过。

二,中国很善于利用自身做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优势,并利用各种国际规则为自己服务。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内有不同寻常的影响,中国也理解与国际机构打交道需要人员和执着。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因未曾就中国的文革浩劫和普遍存在的人权侵犯表态而丧失声誉。但在成立新的机构人权理事会时,中国政府在小国之间纵横捭阖,发出的声音特别响亮,其目标就是要限制这一新机构的审查功能,使之成为一个“合作性机制”。

三、中国政府很擅长威胁NGO及小国政府,让它们三缄其口。如果某位代表对中国有所批评,中国通常会施之以恐吓威胁的报复手段作为回应,包括毁掉某个外交官的事业。丹麦曾于上世纪90年代在人权委员会提出了一项针对中国的决议。在这之后,中国一方面孤立丹麦,另一方面对其施以贸易制裁和其它威胁手段,丹麦被迫在第二年表示退让。出席人权会议的民间组织的代表往往遭到中国警告、敌意摄像和公开斥责等手段威胁。中国政府这种做法几乎让所有参与者精疲力尽,大多数国家或者组织都会在中国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妥协退让,只有美国仍然坚持坦率地提出一些问题,比如会在人权理事会的定期审议过程中提到具体名字和人权案例。

很多人权专家都有菲丽丝•盖尔这样的经历,但不是每一位都愿意将其公开。这篇专访中英文都有,是一份很宝贵的资料。

可以说,今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换届选举中,出现多个暴政国家重新集结的现象,是中国利用了人权理事会的制度性缝隙,并成功施展纵横术的结果。“熊猫归来”是利用了人权理事会成员每届任期三年,最多可连任一次;连续两任后须间隔一年可寻求新任期的规定。至于如何寻求到176个国家的支持,方法不外乎“利相交”,让这些投票国觉得投票给中国有现实利益甚至预期利益即可。

只是这样一来,未来三年的场景未免可笑:这些暴政国家基本都是严重侵犯人权的主体,当国际组织或者相关机构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谴责动议时,这些暴政国家组织的非正义同盟将会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名义予以否决,犹如羊向狼议会投诉其中某只狼吃了羊一样,是中国访民历尽艰苦到北京上访的情景在联合国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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