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则旧闻。
1948年，解放军打东北，东北老百姓怕被炮火误伤，消息灵通的都提前出逃了，他们一路向西，逃进还没有解放的北平和天津，使这两座城市短时间内人口暴增。
1948年5月3日天津《大公报》报道：“东北来津的难民一天多似一天，东车站上蔚为一幅流民图，这些难民扶老携幼，每天到津二三百人之多。”他们来的时候不可能背着房子，来到天津之后，首先需要租房，由于难民数量越来越多，出租的房屋供不应求，房租自然也就越来越高。
到了1948年8月(这时候辽沈战役还没打响)，在天津租房的工薪阶层已经完全吃不消了。像普通教师，每月工资交完了房租，剩下的钱还不够买一袋面粉呢，大伙都感慨说：“工作是自己的，薪水是房东的。”意思是工资差不多全被房东给剥削走了。
没有固定收入的房客，小日子当然更难。天津有个口袋班胡同，其中11号院住了一家姓杜的房客(这家人跟另外三户房客拼租一个院子)，当家的是一位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太太。这老太太还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失了业，靠做小摊贩为生，老是被城管打；二儿子是个哑巴，在鞋店当伙计。东北人来天津以前，天津房租涨得不快，这家人还过得下去，后来呼啦一下过来那么多难民，房东开始猛涨租金，他们交不起，也租不到别的房子，因为凡是空着的地方都有人租着，想让现住的房客退房，得给人家“顶费”。需要多少“顶费”呢？至少两根“黄鱼”。什么是“黄鱼”？就是金条。
老太太拿不出“黄鱼”，当然也就搬不了家，只有跟房东求情，求他高抬贵手。房东不答应，说：要么加价，要么走人。老太太无法可施，在1948年8月27日早上，把裹腿布解下来挂在梁上，上吊自杀了。
追根溯源，老太太的死，不能怪从东北来天津的难民，因为趋利避害是人之天性，东北人跑到天津来，也是为了活命，并没想抬高这里的房租。要怪，得怪那个房东，他见利忘义，把人逼死，太没有人性了。
不过最终逼得老太太走投无路的，不是见利忘义的房东，而是租房市场上那一笔高得吓人的“顶费”。所谓顶费，就是后任房客从前任房客手里续租房子，需要付给前任房客的转租费。前面说过，老太太想租另外的房子，得付给前任房客两根金条，可她连房租都交不起，去哪儿找两根金条啊！
抗战胜利以后，由于战时轰炸造成的住房锐减和战后人口数量的增加，几乎各大城市都存在明显的住房短缺，要租房的人很多，能出租的房很少，一旦某个房客租到一所空房之后，他是轻易不会放手的，哪怕他已经买了房子，哪怕房东天天涨房租，他也要占住不放，直到另一个急需租房的人给他送上一大笔顶费，他才会找房东退租。
这里贴一张解放前上海某独栋洋房的招租广告：洋房，××路，独立，三开间，三层，花园，电、卫、煤、车全，顶费二十二条，请电××××洽。
这个广告是那所洋房的房客贴出来的，他想退房走人，但是在退房之前，还想发一笔大财——谁想租那所洋房，谁就得给他二十二根金条，不然他是不会退房的。
像这种荒诞情形，只会发生在住房绝对短缺的时代。搁现在，光北京就有几百万套(一说几十万套)空置房呢，去哪儿租不到房子，你一个破房客，房子爱退不退，让俺们拿金条给你？别做梦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