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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人打扮”的王安石

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失败了,比之前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输得更加彻底和悲壮。但奇怪的是,变法失败后,士大夫不是对变法利弊的权衡,不是对变法得失的总结,不是从国家发展大局去校短量长、拾遗补阙,而多是对王安石个人的嘲弄和攻击,他们或从形象、习惯入手,或从性格、经历着笔,给王安石贴上了一系列神神道道和稀奇古怪的标签,颇见搞笑的一面。

宋人正史或野史,连篇累牍地围绕他的外貌做文章,或说:“虎头牛耳”,或说:“脸孔黧黑,肤理如蛇皮”,或说:“目不停转,视物如射……”北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记载,宋仁宗邀请大臣们钓鱼,王安石以知制诰受邀,大臣们专心钓鱼,王安石却把茶几上放置的鱼饵当作零食,吃个精光。苏洵以王安石面垢不擦,衣垢不浣,一年四季不洗澡,而作《辨奸论》一文,断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长相不堪,吃相不雅,穿着邋遢,形像猥琐,似张飞而多狡诈,似钟馗而少忠义,这就是宋朝士大夫们描绘的王安石形像。

司马光与王安石曾是惺惺相惜的知交,但经过变法,两人反目成仇。他俩曾在宋神宗面前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辩,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困难,入不敷出,是因为缺乏善于理财之人和理财之道。司马光则认为,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国家的职责就是更加科学合理地分好社会财富这块“蛋糕”。而王安石所谓理财,不过是苛敛民财、与民争利罢了。他们的矛盾焦点在于一个“利”字。所以,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一书中,就用调侃的语调讲了一个故事,说身为宰相的王安石好言利,一次,有人向王安石献计说:“把八百里梁山泊的水放掉来造田,当一本万利。”王安石一听,眼睛贼亮,兴奋地问道:“那放掉的水,何处可容呢?”有人接口说:“在梁山泊的旁边,再掘一个八百里泊,就可容了。”在场之人,无不笑倒。司马光借这个故事,把王安石急功好利的性格大大讥讽了一番。

北宋魏泰在《东轩笔录》中记载了一个段子。王安石任相期间,每当生日,那些部下同事纷纷献诗,僧人道士则颂“功德疏”,竞相祝贺。光禄卿巩申别出心裁,以“放生”的方式为王安石祝寿,他用大笼子装来许多鸽子,然后一只一只地放生,每放一只,他都恭恭敬敬的磕头祷告:“愿公一百二十岁”,如此反复,极尽巴结之能事。凑巧的是,当时有一守边将军的妻子生病,手下一虞候(侍从官)竟然割股肉进献,以至远近骇笑。有好事者便以这两件事做了一副对联:“虞候为县君(古代妇人封号)割股,大卿为丞相放生。”无独有偶,南宋李壁在《荆公诗注》中也记载了一个段子。王安石的儿子王雾,才华横溢,志存高远,20岁前就已著书数万言。国子监官员范镗为讨好宰相,献诗云:“文章双孔子,术业两周公。”把他们父子的才学喻为孔子,能力喻为周公。王安石看后特别高兴,竟大言不惭地说:“此人知我父子!”

这两个段子嘲笑的不是巩申和范镗的趋炎附势,而是身为国家重臣的王安实,面对肉麻的马屁时,那种洋洋自得的样子,于是,王安石落下了好谀喜谄的名声。然而,仔细观察王安石的为政、为文、为人,他虽然生活中不拘小节,言语间好发高论,改革上大刀阔斧,选人用人上独断专行(以支持与反对改革为选人用人的唯一标准),的确有常人不能理解与容忍的一面。但说他陶醉于阿谀之词,狂妄到是非不分,这不符合实情。比如,他得了气喘病,药方中有一味紫团参(紫团山人参),到处买不到。恰好薛向自河东任职归来,薛向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定支持者与热情参与者,是王安石的“自己人”,薛向手头正好有紫团参,便送了几两给他,可他坚决不受,还说:“我这一辈子没吃过紫团参,不也活到了今天吗?”又比如,桐城县令郭祥正为了升官,极力恭维“新政”,王安石保举他为殿中丞。后来,由于郭祥正谀颂过于肉麻,王安石有所警觉,与其保持了距离。宋神宗有一次问王安石,郭祥正是否可大用,王安石却说郭祥正无行,还连连检讨自己当初保举他为殿中丞是用人失察。可见王安石有洁身自好、实事求是的一面。

不仅如此,有人甚至还把他刻画成一副小人相。王安石从小好学,刻苦上进,但他长相难看,皮肤似蛇皮。传说他的八舅非常讨厌这个丑陋的外甥,看到他那么刻苦地学习,便嘲笑说:“行货(加工不精细的器具、服装等商品)亦欲求售耶?”嘲笑他是“次品”,断言他没出息。后来,王安石以第四名的优异成绩考中了进士,便回了一首诗给这位瞧不起自己的舅舅说:“世人莫笑老蛇皮,已化龙鳞衣锦归。传语进贤饶八舅,如今行货正当时。”这个故事颇有杜撰之嫌。王安石饱读诗书,在学问上堪称旷世大儒,以其学识和修养来说,中了进士内心再高兴,也不至于得意忘形如小人一般,何况以王安石的才学,也不会把诗写得如此低俗吧?

王安石虽然在官场摸爬滚打数十载,但他深谙王道而不通权变,深知国家弊病而不懂“官箴”。变法乃是一种利益的重新调整,必然伤筋动骨,他急于事功而又不能因势利导,及时化解矛盾,终于犯了众怒。士大夫不乏对祖宗的孝顺和对国家的忠诚,但侵犯了谁都会刺猬般反戈一击,编段子、传谣言不过是他们千万手段中的一个。俗话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王安石因而被涂抹成了如此不堪的模样。至于像《师友杂志》借谏官陈瓘之口说:“寻常学者须知得王介甫(安石)一分不是,即是一分好人,知得王介甫十分不是,便是十分好人。”则纯粹是诋毁谩骂之言,毫无趣味可谈了。

文人喜欢渲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常常言过其实。反对变法,就连他的才学、德行都一律抹杀,这是有悖于事实与真理的。当然,文人中间也有客观公正的人,像诗人黄庭坚,虽然他反对王安石变法,并因反对变法而屡遭贬谪,最后甚至被除名和羁管,但他对王安石本人却是欣赏而敬佩的,他曾在《跋王荆公禅简》中说:“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给予了王安石非常恰当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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